| 文/王林
我生于1949年2月，长在重庆。时红历未始，属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按年龄计算亦可谓大陆之民国人。
民国之于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陪都，按当时的说法是永远作为陪都，但后来民国政府退守台湾，此话不再有人提起。不过，重庆作为二战时期世界反法西斯远东中心和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司令部的地位，却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历史。为成就这样的历史地位，重庆人曾付出过惨烈的代价，抗战期间的“重庆大轰炸”，就是震惊寰宇的战争惨案，曾在东京审判席上作为中国起诉日本战犯极其重要的证据。
重庆之于民国，因首都西迁的缘故，留下了大量历史遗存，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民国建筑。因为建筑作为城市形象的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眼见为实而且当流传久远。重庆城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城市建筑值得骄傲的东西，除了少量新建筑如人民大礼堂之外，只有吊脚楼和民国建筑。吊脚楼为川东民居，传为重庆始祖巴人所创，多见于巴人后裔土家族所在的山区。吊脚楼依山而建，悬岩而立，层层叠叠，栉比鳞次，于山城雾气与暮霭之中，尤令人叹为观止。重庆的雾都美名与万家灯火，我想多半因为山地建筑连天接地的缘故。只是现在水雾少了，暮色没了，吊脚楼也几乎见不到了。而今的雾气与污染有关，万家灯火则变成了灯饰工程。中国的发展真是没法说，城市要现代化，市民要奔小康，吊脚楼这种农业社会的民居样式肯定只有退回大山之中，专家再喜欢也没用，更何况政府要拆迁出土地才好卖钱。
至于说到民国建筑，则另当别论。在中国艺术史上，若要论绘画、雕塑、建筑这三大块，真正做到中西结合、古今融汇的艺术成果，恐怕当首推民国建筑。以西方承重墙体系改变中国柱梁体系，简化大屋顶与挑檐斗拱，其精炼实用而又不失传统风貌的形象，确实保留着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只可惜沾了“民国”名份，而“民国”在大陆又总是和反动、黑暗之类的词儿挂钩，于是不再提及，当然更说不上保护、继承及发展。重庆民国建筑众多，虽因战时缘故，大型的、群落的不多，但各种样式、各种风格也算是一应俱全。这些遗存经红历六十年风雨特别是文革后至今城市大发展、大拆迁，早已所剩无几。比如陪都总统府的拆除，虽文史专家力阻，也丝毫不起作用。再比如笔者参与的重庆洪崖洞风貌区规划，其中一幢民国小楼，为抗战期间美国援华会旧址。要知道在美国对日宣战之前，所有援华行动都是以民间名义进行的，所以这地方陈纳德来过，海明威来过，很多重要人物都来过。但地产老板风闻专家说要保留，居然连更连晚将其撤毁。说到这里，真让人羞愧。抗战时陈纳德在美国组织飞虎队，为中国抗战之都运送物资，一条骆峰航线上牺牲了一千多个美国及中国的飞行员，而重庆城居然没一处纪念地、没一座纪念碑。在重庆鹅岭公园内，尚且为同样战死的两名苏联飞行员竖了一座。如此亲疏，重庆人于历史如何交待，中国的事情真是没法说。
如今开始谈论民国及民国建筑，大概是因为海峡两岸关系发生变化的缘故。克罗奇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大约改成“一切历史都是功利史”，即符合中国国情。其实民国也好，陪都也好，对重庆人来说既是情结，又是心病。时时提及，但从未坦然面对过，生怕触了什么政治红线，弄到丢官解甲的地步。所以每涉于此，皆小打小闹，弄不出什么名堂。连上海石库门新天地那样的东西都不敢搞，还谈什么打造陪都文化——在重庆，很多时候是以“抗战文化”代言“陪都文化”，其中忌讳人人心知肚明，也不知为何禁忌竟那么多。但反过来想一想，这也正好说明陪都重庆本乃抗战之都。民国毕竟是一段历史，而且延续至今，在台湾并未中断。不管是什么人，恐怕都难以遮蔽。更何况智者早已有言：往事并不如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