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书法家嗜砚、藏砚、编砚谱、著砚文者，代不乏人，特别著名者如唐代柳公权，宋代欧阳修、米芾、苏东坡、陆游，清代朱彝尊、高凤翰、纪昀等，他们的《论砚》、《砚谱》、《砚史》、《研评》、《砚录》、《说砚》、《阅微草堂砚谱》等影响深远。读书人离不开砚，书法家(画家)就更离不开砚，砚一经诞生，便与文化人相依相伴。

砚既是实用器，又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把砚作为一种收藏，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非博雅淹通者不能为之。眼力来自实践，学养决定砚识。愚以为，砚者研也，抛开文字学上的“砚”、“研”相通，砚亦可称为砚学，涉及材质、雕刻、美术、书法、民俗、文学、文化、历史等诸方面，实难兼通。

以材质论，有石砚、陶砚、澄泥砚、紫砂砚、瓷砚、瓦砚、砖砚、玉砚、水晶砚、木砚、金属砚等。一种材质又有若干区分，如宋人唐积的《歙州砚谱》在“品目第四”中描述歙石时称：“眉子石，其纹七种：金星地眉子、对眉子、短眉子、长眉子、簇眉子、阔眉子、金眉子。”

以名砚论，有“四大名砚”之说，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是也。不同时期又有不同名品，如唐宋之红丝石砚，清之松花石砚，都被列为首品。宋代李之彦的《砚谱》就称“苏易简作《文房四谱》……谱中载四十余品，以青州红丝砚为第一，斧柯山端石为第二，龙尾石为第三，余皆中下”。乾隆的《钦定西清砚谱》则把松花石砚“冠于砚谱之首，用以照耀万古”。王士祯的《香祖笔记》亦认为，松花石砚“品当列洮河、龙尾、红丝之上”。

以形制论，则有足支形、几何形(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六棱形、八棱形等)、仿生形、随意形等。宋代的《端溪砚谱》记载，砚之形制有数十种典型样式，它们分别是平底风字、有脚风字、合欢四直、斧样、瓜样、卵样、人面、荷叶、仙桃、蟾样、龟样、钟样、圭样、笏样、琴样、双鱼样、团样、砚板、琵琶样、月样等。每种形制的砚台又有不同的雕刻方式，而且越到后世，特别是明清时期，形制更多，雕刻更精，并出现从实用性向赏玩性转变的倾向。

以铭文论，藏砚界素以“有铭为贵”，不但可以从铭文、印章中鉴古知人，欣赏篆刻，更可从中窥探其文化底蕴。一般说来，砚铭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赞砚，二是记事，三是抒怀。如唐代褚遂良款砚铭：“润比德，式以方，绕玉池，注天潢。永年宝之斯为良。”又如明代隆池(彭年)款砚铭：“我砚有百，唯此最坚，方寸墨池，磨如涌泉。”再如清代王文治款砚铭：“读书世受和平福，学佛人多欢喜缘。”

以文学论，唐代刘禹锡有两首咏端砚诗，一首是《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以诗答之》，诗中有“端州石砚人间重”之句。另一首是《谢遗端溪砚诗》，诗曰：“娲天补剩石，昆剑切来泥。着指痕犹湿，经旬水未低。”李贺的《杨生青花紫石砚歌》中“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二句更为人所熟知。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砚山行》，赞誉歙砚为“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温润如君子。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清查慎行的《赴召集》则记载了御赐松花砚一事，其内容曰，“绿云新斲松花砚，特撤文房赐老臣”。

以砚史论，更是洋洋大观。据《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二十五·谱录类》所录，有《文房四谱》、《砚史》、《歙州砚谱》、《歙砚说》、《辨歙石说》、《端溪砚谱》、《砚谱》、《砚笺》、《钦定西清砚谱》等。其《砚史》称：“《砚史》，一卷。宋米芾撰，芾有画史，已著录是书。首冠以用品一条，论石当以发墨为上，后附性品一条，论石质之坚软。样品一条，则备列晋砚、唐砚，以迄宋代形制之不同。中记诸砚，自玉砚至蔡州白砚，凡二十六种。而于端、歙二石，辨之尤详。自谓皆曾目击经用者，非此则不录。其用意殊为矜慎……芾本工书法，凡石之良楛，皆出亲试，故所论具得砚理，视他家之耳食者不同。其论历代制作之变，考据尤极精，确有足为文房鉴古之助者焉。”(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