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小人物
“一个男人一定要有自己安身立命的能力。不靠体制，也能养活自己，这才是一个男人。”陈佩斯说。
陈佩斯第一次作为一名演员介绍给北影导演王好为时，还不是个光头，他跟在父亲陈强身后，很文静，那是1979年，导演王好为正筹备一部名叫《瞧这一家子》的电影，这是“文革”后中国第一部轻喜剧电影。
为了45斤粮票
1979年，陈强回到大银幕，参演王好为导演的《瞧这一家子》。
陈强在《瞧这一家子》中确定出演车间主任一角。他把儿子拉到王好为面前：“这是佩斯，他想试试这部，行吗？”“行啊。”王好为说，“之前，我看过他演的话剧，很不错。”
试戏时，陈佩斯和扮演剧中小红的方舒合作了一段小品。
在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陈佩斯的这次试戏时，导演王好为连说了三遍“太好了”。“我一看他的戏，就觉得这个人是喜剧演员的好料。况且在剧中，他和陈强本来就要扮演一对父子，天作之合。”
就这样，陈佩斯得到了他演艺生涯中第一个重要的角色：扮演车间主任的儿子嘉奇。在最初设定中，嘉奇是一个样貌斯文的文艺青年，但陈佩斯头发稀少，为此，剧组特地给配了假头套。
此前，作为一名刚刚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年轻演员，陈佩斯只扮演过“匪兵甲”和“路人乙”。
实际上，陈佩斯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名演员。
他在家中排行老二。大哥出生时，父亲陈强正在匈牙利访问。到布达佩斯，北京来报：老婆生了一个儿子。陈强说：“那就叫布达吧，如果再有第二个孩子，就叫佩斯。”
儿时的陈佩斯并没有显露出作为一名演员的天赋。他不爱学习，成绩不好，经常打架。1969年，15岁的陈佩斯被送去内蒙兵团下乡，每日耕作劳动。他回忆：“我半年没吃过肉，让父亲给我寄钱，父亲不给。后来，还是母亲给我寄钱了。”
很长一段时间内，陈佩斯都觉得父亲更偏爱哥哥和妹妹。自己作为老二，上下不靠，不受待见。成名若干年后，他去过一次布达佩斯。夕阳西下，他站在布达山上，望着远处山脚流淌着佩斯河，感慨：“佩斯，真的很美。我这才慢慢理解父爱的伟大。”
为了能吃饱饭，他央求父母让他返城。可那时，父亲陈强因为扮演过“反派角色”被打成右派，没有单位能接收陈佩斯。唯一能调动户口的地方就是文工团。
父亲把没有任何表演功底的陈佩斯关在家里，亲自教授他台词，吊嗓子，走台步。陈佩斯完全是硬着头皮学下来，因为进文工团可以发粮票，他不想再挨饿。
他报考了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话剧团，先后被刷下来，原因是他的长相“到河北、河南去，一拉一大把”。那个年代，文艺院团偏爱招收的是唐国强这样的英俊小生。陈强找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老朋友田华老师帮忙。八一电影制片厂答复：“我们这里正缺演匪兵流氓地痞的演员，如果他愿意演就来。”
父亲陈强回忆：“到第三次考八一电影制片厂时，我才觉得，这个孩子在表演上确实是有才华的。”
陈佩斯的第一部话剧叫《万水千山》，他演一个被红军追着跑的匪兵，三十秒的时间，他跟总政话剧团的另一个演员一起出场，凑成一对跑。排练时，他跟那个演员商量说：“咱们给自己加点戏，我跑着跑着，回头放枪，正好打到你脑袋上，你就把帽子扔天上。”彩排时，导演看到夸赞：“这个小子不错。”
在演艺道路上，陈佩斯并没有太多想法。他只满足于自己终于能吃饱饭了。在八一厂，他每个月有45斤粮票。每日三餐，他必去食堂打五个馒头。终于，食堂的大师傅忍不住探出头来问：“你每次打饭都是一个人吃吗？”
《瞧这一家子》之于陈佩斯就像从天而降的机会：这是他首度担纲主演的电影。他回忆：“和父亲合作，我很不自信。这个戏几乎是父亲手把手教我，他给我做一遍，我就照这个演一遍。当年，也没有可参照的喜剧电影，我只能一遍遍反复看卓别林的电影。”
拍《瞧这一家子》时，剧组设在八一厂，陈佩斯家住新街口豁口，他本可以回家住，但却要求住在剧组招待所。有一次，导演王好为去陈佩斯宿舍，看到墙上贴了整整一面墙的人物分析。“他把自己所有戏的动作语言都写在了上面。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演员像他这么用功。”王好为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凡是第二天要拍到他的戏，当晚，他必定会敲开我的宿舍。”
当年，《瞧这一家子》的成功是轰动性的。电影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只有9个镜头的刘晓庆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女配角，陈佩斯和父亲的对手戏“教英文”也成为中国电影喜剧史上的经典桥段。
演完《瞧这一家子》后，父亲陈强告诉陈佩斯“你就演喜剧吧。我看你演(喜剧)可以，不信，你走走试试。”日后提及这部电影，陈佩斯总是第一个感谢父亲：“是他告诉我，喜剧最需要功底，中国老百姓活得太苦了，需要为老百姓带来快乐。”
1982年，导演王好为筹拍《夕照街》时，陈强又找到她：“佩斯想试试‘二子’这个角色。”王好为说：“这个角色是个配角，戏份挺少的。”“没事，让他试试吧。”“不用试了，我很了解他。”
《吃面条》前传
2010年，陈佩斯做客北京电视台节目《光荣绽放》时，和主持人田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田歌问：“你现在还看春晚小品吗？”
陈佩斯说：“看啊，我不上了，还是要看的。”
田歌问：“那为什么观众对现在的春晚小品总是不满意啊？
陈佩斯答：“这和我无关。”
田歌：“你喜欢现在的春晚小品吗？”
陈佩斯说；“这也和我无关。”
坐在演播大厅里，他依旧是那个让全国观众熟悉的“光头形象”，只是胡子已花白。2011年的春晚，不出意外，仍然和他“无关”，而30年前，正是春晚舞台，改变了他的命运。
1984年，时任春晚总导演的黄一鹤听闻一个消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陈佩斯和朱时茂在私下联欢时曾表演过一个小品，让人笑破肚皮。导演黄一鹤托人把陈佩斯和朱时茂请到节目组。
在天坛东侧的体育宾馆，春晚剧组第一次看到了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这段小品《考演员》。朱时茂扮演考官，陈佩斯戴着一顶小帽子，演一个蹩脚的演员。演完后，春晚编导组和一旁看热闹的演员都忍俊不禁。
参与策划的姜昆曾回忆：“他们一演完，我就建议说，去年有过一个哑剧小品，今年做一个说话的，本身就是出新。但没有人搭理我这个茬，编导组我年龄小，其实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无非是这样一个节目，一个演员像傻子一样听不懂导演的话，究竟说明了什么主题，这种滑稽是不是很过火。”
在讨论是否要《吃面条》上春晚时，大家有了争议：一方面觉得这个小品“很有创意”，另一方面又顾虑这种形式“不成玩意，不过是电影演员观察生活的一种练习”。
最终，春晚编导组决定帮陈佩斯和朱时茂重新编排。先要修改的是台词，因为“两个人的表演每次都没有准词，一遍一个样子，全是蹚路子，即兴的。”对此，陈佩斯不适应，私下跟姜昆说：“我脑子不行，一想词就不知道怎么演了，你让我由着性子说，没准能出彩。”
为了突出重点，编导组掐头去尾，把“考演员”当中最精彩的一段“吃面条”提出来。
节目审查时，总编室有位负责人说：“这种节目还要推敲下，不要流于纯搞笑，走入纯娱乐。春晚分量就轻了。”当时在场的所有编导都傻眼了。这时，官职最大的广播电视部副部长谢文清拍板说：“这个节目也可以提炼主题，就是对那些不懂装懂、不学无术的人一个讽刺，别太闹就行。”
1984年除夕，新闻联播开始了，整个剧组还是没有决定《吃面条》到底上不上。陈佩斯和朱时茂候在演播大厅，一遍遍对着台词。陈佩斯回忆：他看到黄一鹤一溜小跑从直播间出来，说：“二位兄弟，我到现在还没接到指示说这个节目能不能上，但我决定，你们两个上，出了政治错误，我担。千万记得，台词不能错。”
最终，《吃面条》大获成功，自此，中国电视屏幕上有了小品这种艺术形式。
那年的春晚，台词到底有没有出错？陈佩斯嘿嘿一乐说：“我从来都是我行我素，你不让改，我觉得不合适就改。我们的现场直播和和备播带肯定不一样。”
吃了整整一肚子面条的陈佩斯回家后，睡了一觉。第二天早起，上公共厕所，蹲坑。听到隔壁的小孩子在学昨天小品里的台词。一个老街坊走进厕所，看到他说：“昨天那节目，不错。”陈佩斯不得已腾出一只手，回了个招呼。
春晚一夜之间让陈佩斯成为了火遍中国的笑星。八年后，一个名叫赵本山的东北二人转演员才登上春晚。
从1984年到1998年，陈佩斯为春晚舞台贡献了15个小品。小品也作为一种新的喜剧形式，日后占据了电视综艺节目的统治地位。
喜剧荒漠中的二子
1985年，陈佩斯彻底把稀稀落落的头发剃光了。那年，他拍了电影《二子开店》。
从《夕照街》的“二子”算起，自1980年代，陈佩斯和父亲陈强陆续合作拍摄了《二子开店》、《父子老爷车》、《傻帽经理》等一系列以“二子”为主角的系列电影。宋丹丹、冯远征等演员也正是借助陈佩斯的喜剧逐渐家喻户晓。
在“二子系列”第一部作品《父与子》中：父与子，固执与滑头，传统与现代，形成强有力的矛盾和笑点。大屏幕中，陈佩斯找到了自己的黄金搭档：父亲陈强。这个演活了黄世仁、南霸天的“反派”老人，不经意在晚年和儿子的合作中又焕发了光彩。
整个1980年代的电影制作完全按照计划经济的生产模式。由电影厂找剧本，完成剧本的创作，再由厂领导规定导演摄制组。《父与子》逆向而行，陈佩斯自己请编剧，请导演，拉投资拍摄。电影做到一半时，电影局发话：电影必须挂靠电影厂才可以拍，看到陈强是老同事的份上，先不追究责任。
1982年，陈佩斯坐着火车拿剧本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当时的厂长吴天明没有见他，一个副厂长看过剧本后说：“我们以拍艺术电影为主，这类电影不做。”于是，辗转拿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北影也不拍。
陈佩斯又找到深圳影音公司，公司勉强同意参与拍摄。但在拍摄过程中，对方希望按照悲剧情节修改，陈佩斯不同意，拍了一半公司退出。最后，陈强到电影局拍了桌子，由电影局出面，中影公司统一收购，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一部没有厂标的电影。
第二部父子系列《二子开店》也是挂靠了电影厂，然后陈佩斯自己找摄制组，拉投资，独立制片，福建一个公司投资。
长春电影制片厂曾想拍过一部电影叫《嘿，哥们儿》。剧本本来是为陈佩斯父子设计的。请北影厂的彭鸣燕当编剧。彭写完剧本后交给长春电影制片厂，长影认为“主角一定要是正面的人物，必须高大全”，于是又改了一遍剧本交给导演。导演看过，再修改一遍。最后的结果是陈佩斯父子演不演这片子都无所谓了。
陈佩斯曾说：“电影制片厂对我的喜剧不屑一顾，根本不想拍这类电影。他们重视拿国家奖项，比如‘百花’‘金鸡’。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电影厂对喜剧的认知问题，再有就是体制问题，有时想拍喜剧，但等它要真正做喜剧时，所找的人都缺乏喜剧实践。就是那些没拍过喜剧电影，或者没写过喜剧剧本的人坐在一起，凑一个大家当时的哈哈一乐。拍出的片子到市场就是失败。”
凭借二子形象和春晚小品，陈佩斯成为了八十年代最受百姓欢迎的明星之一。一次，陈佩斯去湖北拍戏，天气炎热，正在乘凉的他从阳台上望去，家家户户的电视都在播一部他主演的电影，每到可乐的地方，笑声几乎从每一个窗口散发出来。
那时，他觉得，拍喜剧是有意义的。
小人物的春天
尽管已拥有了相当数量的粉丝，但财富和陈佩斯无关。1986年，他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转业，先分配到宣武区文化馆，后又安排去了河北梆子剧团。他感慨：“一个男人三十多岁，也算名满天下，但身无片瓦。”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他级别低，“人事不通”，走时，没分到房子，和父亲挤在一起过。
1989年，陈佩斯在昌平农村看中一处废弃大队部，承包下来，搭砖盖房。当年，在连接昌平和市区的那条国道上，常看到一个光头开着一辆面包车往返穿梭。有时，陈佩斯会停下车，和打招呼的沿途交警抽根烟，比肩而坐，聊聊家常。
困惑时，陈佩斯想到最坏的结局：去离家不远的十三陵摆摊篆刻，一个字100块钱。“一个男人一定要有自己安身立命的能力。不靠体制，也能养活自己，这才是一个男人。”陈佩斯说，“我三十岁就知天命了， ‘名’和‘过什么样’的生活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日子我觉得舒服就行，不会为‘名’所累。”
1991年，陈佩斯自己注册成立了海南喜剧制作有限公司。出品的第一部作品叫《爷俩开歌厅》。《爷俩开歌厅》请的是长春摄制组，因为长影的劳务费便宜。影片拍摄结束后，参加第一届长春电影节和全国电影交易会时，遭遇了徐克执导的《新龙门客栈》，但卖出的拷贝数还是达到了全国第三。
1993年，陈佩斯把公司改名为“大道影业公司”，这是中国最早一家集影视、制作、发行于一体的民营股份制公司。当时注册登记的17名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围绕陈佩斯创作喜剧。已古稀之年的陈强仍然在儿子的电影中担任重要角色，陈佩斯解释说：“这样，我可以少给我爸爸开点劳务费。”
整个1990年代初期也是陈佩斯喜剧事业的巅峰时期。导演王好为在1992年和陈佩斯再度合作拍摄《赚它一千万》。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前，她特地翻出这部电影又重新看了一遍：“现在，我还是觉得这部喜剧的品质非常高，比《瞧这一家子》要好很多。《瞧这一家子》中，陈佩斯的表演努着，有些用力过猛，到这部电影，已经非常松弛自然了。”
导演陈国星和陈佩斯合作拍摄过《临时爸爸》和《编外丈夫》。他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临时爸爸》在海南拍摄时，为了省钱，陈佩斯找到当地的一些朋友，免了剧组吃住。当时整个创作团队没有喜剧经验，几乎是陈佩斯带着我和编剧一起完成的拍摄。我对喜剧的最初理解来自陈佩斯，这绝不是谦虚。”
陈佩斯当年有多火？陈国星说：“但凡拍到他的戏，海南整个一条街都会堵车。”
1993年拍摄《编外丈夫》时，陈佩斯抵押了自己的房子，投入100多万元。为了降低摄制成本， 影片绝大部分镜头在北京市完成。
导演陈国星很少看到老板陈佩斯为钱焦虑。压力最大时，他会笑呵呵地跟陈国星说：“如果成本太高，我穷得就只剩下裤子了。”
陈国星回忆：“陈佩斯绝不会像现在很多老板一样，拍着导演的肩膀沉重地说：‘你看，这片子拍不好……’我真的难以想象佩斯会说出这种话，那就不是佩斯了，他的不满会用抖包袱的形式发泄出来。”
作为当年最早下海、成立民营影视公司的明星之一，陈佩斯换来的是自由创作的空间。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陈佩斯叼着一根骆驼牌香烟，踌躇满志地说：“在电影上，我之所以敢豁出去，是相信我们的电影事业是有广阔前途的。”
若干年后，他想起那年的自己，说：“小人物的春天不是说来就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