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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攀（左）和搭档尤宪超
早报记者 潘妤
高晓攀戴着黑框眼镜，穿着入时，手里的iPhone总是响个不停——典型的80后阳光帅哥。如果不是因为他穿着条绸缎面的中式裤子，实在很难把这个形象和相声演员挂上钩。这个生于1985年的男生，现在是红遍北京城的“嘻哈包袱铺”的掌柜，拥有自己的公司，手底下掌管着70多号人和大大小小四个剧场。就在三四年前，高晓攀基本还是个无名的“北漂族”，除了搭班说相声，干过的工作包括婚礼司仪、售货员、推销员、油漆工……
高晓攀来上海是为了昨晚开始的三场演出。这是“嘻哈包袱铺”成立三年以来，第一次自己操作来上海演出。和北京一票难求的盛况相比，场面算是冷清了不少。对此，高晓攀并不觉得沮丧，来上海就是想试一试，“嘻哈包袱铺”能不能靠自己的口碑打出市场。
2008年的5月，“嘻哈包袱铺”成立的首场演出，台下就坐着两名观众，满台的演员让这两个观众不好意思退场。而三年后，“嘻哈包袱铺”的会员已经达到了25万人。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和他们一样的“80后”观众。
我们卖的是乐子
“嘻哈包袱铺”是清一色二十来岁的年轻男生。2008年5月，这群男生在少年宫里学相声，首演演出就弄了张办公桌，盖块布就上了。20元的票价，实在算是便宜。台下只有两位观众，演出的“隆重”，让这两人不好意思地看完了全场。有五个月时间，“嘻哈包袱铺”的日子一直不好过。
但渐渐观众开始多了起来。它的第一个据点是鼓楼西大街的广茗阁，剧场边卖羊肉串的老板在“嘻哈包袱铺”还没红火的时候帮着卖票，买100元钱羊肉串送一张20元的票，慢慢地，票子变得紧俏起来。当年的12月，因为一篇媒体的报道，“嘻哈包袱铺”很快引来了全北京大大小小媒体的关注。每天中午12点，广茗阁门口就聚集了买票的人，一直等到下午4点开票。那些没时间排队的人宁愿到门口买价格翻了三倍的黄牛票，也一定要进去听一场相声。
“最火的时候，台下一半是观众一半是记者，长枪短炮到处都是。那半年时间，从时尚杂志到党报，从《鲁豫有约》这样的节目到《中国文化报》，几乎都上了一个遍。”高晓攀回忆说。小小的广茗阁很快就不够用。短短两年时间，“嘻哈包袱铺”一共扩充了四个剧场。每个星期固定有21场演出。除了买断了广茗阁六年的晚间演出，还和政府等单位一起合作，开辟了崇文周末相声俱乐部和东四环剧场，而最大的手笔当属全新的安贞剧场。这个有四五百个座位的茶馆剧场，完全由“嘻哈包袱铺”自己投资，耗资200万元改建的剧场里摆放了三十来张八仙桌，一到周末就爆满。20元的门票虽然涨到了80元，但“嘻哈包袱铺”的口号是：“我们不卖房子，不卖车子，卖的是乐子。”
舞台是梦开始的地方
一年之前“嘻哈包袱铺”来上海的演出都是有企业或者演出商托底，基本不对外售票。相声搬到上海演出难度很高，南北文化的差异让这门曲艺艺术的受众群受到限制。在北京，“嘻哈包袱铺”和郭德纲的德云社算是竞争关系。但高晓攀却一直对郭德纲景仰有加，很多年前，他也在德云社说过相声，和郭德纲同台演出过。“我不想做郭德纲，我也做不了郭德纲，不是说气馁的话，我觉得在艺术上真的不如郭德纲。他让相声艺术火了起来，这也是我们‘嘻哈包袱铺’能够活起来的原因。”
但是，高晓攀很清楚自己和德云社必须有差异化的竞争。“德云社其实更偏重传统、传承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相声都是更身边一些的东西，更年轻化、更生活化。”在观众眼里，“嘻哈包袱铺”确实摆脱了传统相声的那种江湖气息，变得更有潮流感。除了说传统段子，更受欢迎的是那些凭借网络语、流行语、时事新闻乃至微博趣闻的新编相声。相声也开始调侃那些八卦新闻，诸如谢娜和张杰，诸如大S和汪小菲。演员们不一定非穿着长衫马褂上场，高晓攀甚至有一件迷彩长衫，演员们也会脚踩回力鞋、身穿线衫裤上场。“所有‘80后’的观众都说这衣服实在太怀旧了。”
除了高晓攀和搭档尤宪超，剧团里的很多别的组合也都各有粉丝。而领军人物高晓攀无疑是人气最高的。有30多个北京的“攀粉”特地买了飞机票过来看这个专场，和“嘻哈包袱铺”一起过这个清明小长假。临出发前，更有很多观众给演员们发来上海的天气预报，让他们注意冷暖。这个被人称为“相声界第一帅哥”的年轻人，让相声也走起了偶像路线。
在很多观众眼中，高晓攀和“嘻哈包袱铺”，第一次让相声这个东西，和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关系，变得亲切起来。三场专场演出被取名为“舞台是梦开始的地方”，这也是“嘻哈包袱铺”所有演员内心的声音。虽然明天的一切都还未知，但站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就有了新的开始。
2008年5月，一群在少年宫里学相声的年轻人聚在了一起，开始了正式演出。“嘻哈包袱铺”摆脱了传统相声的那种江湖气息，变得更有潮流感。高晓攀也被称为“相声界第一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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