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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声川在采访中始终保持着风度翩翩，对每个提问都面带笑容：“有时候问题提得越好，我的反馈也就越好。”
年初，《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在台北举办彩排记者会。这部剧的整个故事在“背包客”屈中恒(左)和“六星级旅客”冯翊纲之间展开
■ 记者手记
前一阵，我在台北观看了赖声川的第七部相声系列作品《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这部以旅行为主题的新戏基于他个人的旅行经验创作而成：“几十年来我走了很多地方，旅行日记攒成好几大本，出版社数次邀我出版都没有点头，这一次把它们翻译成了相声。”
剧中的故事多来自赖声川的亲身经历：在法国急中生智订到了需要提前数月预订的顶级餐厅鹅肝；在印度买到的车票是一节并不存在的车厢；多年前的不丹全国只有一个电话总机号……环游世界的奇闻逸事在追求极致享受的六星级旅客(冯翊纲饰)，和为以迷路为目的的背包客(屈中恒饰)两人之间一一展开。
8月，这部作品将登陆北京。生命就像一场灿烂的旅行，无论你是背包客还是“六星客”，都能看到美好的风景。如果你还没有启程，请尽快。
旅行爱背包客，也爱六星级
新京报：这次是怎么想到以旅行为主题的？
赖声川：我不觉得有很多旅行经验，但比起现在各种“旅行达人”，我发现还是能超过他们。我旅行的种类很多，有一种是很粗犷的，比如到印度，一个背包，晚上住哪儿不知道，有没有水喝不知道，甚至喝下去就知道明天要生病了，但必须喝；另一种，有时候受邀会有五星级以上的招待。这两种极端本身就像一个对话。
新京报：你更倾向于做背包客还是“六星客”？
赖声川：我做哪个像哪个，都喜欢。住“六星级”看上去比较容易，其实有很多负担，什么时候给小费、适当的小费是多少、口袋的零钱够不够……种种压力都有，行为还要符合“六星级”的要求。背包客更大的任务是适应、接受和忍耐，很好玩。
新京报：去一个陌生城市前你会查旅游攻略吗？
赖声川：其实有几个非常好的、我们很爱的地方都是在网络上找到的。这里面有学问，网络上谁都说自己好，但很多措词要搞清楚，跟看房地产一样，一个地方写光线佳可是没有写“朝南”，那是怎么回事？要真的能看懂所有资讯，还要对那个地方的人文和历史有理解。
新京报：你现在出去旅行跟20年前比，心态上有变化吗？
赖声川：有很大变化。我至少是老鸟，知道怎么排队排得快、去哪里找餐厅等等。但现在越来越少自己去旅行，都是有目的性的、工作上的，或者有人请。现在通常会有人接机，以前那种不确定性、探索性的状况少一些。可惜。
行业理想的文化生态不需要明星
新京报：你的不少作品都由明星出演，你觉得明星话剧有加分和减分的地方吗？
赖声川：一个理想的文化生态不需要明星，但明星也可以来。这有点像在纽约，百老汇其实完全没有明星，比如偶尔妮可·基德曼想演就来，她的薪水跟一般人是一样的。接不接受？接受。就来。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对。
其实现在我碰到的不管台湾、大陆明星，想演舞台剧，要求都不会太高。如果一个社会演变成观众看到明星的名字才想进去看戏，这有点可惜。但现在距离这个状况还蛮远，所以需要有一些诱因让观众进去。
新京报：大家普遍认为你是把“艺术”和“商业”结合得非常好的话剧导演。你怎么看待两者的关系？
赖声川：什么叫商业？我是学戏剧历史的，莎士比亚就是商业的，他那个时代是完全商业竞争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什么竞争，没有说“我要跟谁打擂台”。
新京报：有些先锋话剧导演的受众面就比较小。
赖声川：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个性问题。我的个性就是希望包容，希望打开，希望沟通。有的人的艺术个性是“我不在乎沟不沟通”，你不能说他有错。
新京报：你现在听大陆相声听得多吗？
赖声川：最近比较少。我还是听侯宝林那一代，很经典，无法被取代。这一代的，有时候看看春晚，我很尊重这些老师，但现在大陆的相声有点太用力———我声明，是在我有限的观察下———我觉得有点过度用力。相声能不能回归到表演性少一点的、真诚的谈话中？
你看侯宝林的每一段，他有非常真诚的东西在里面，其实人家要听的是那个东西，不一定要听你高歌一曲或者是加个魔术表演、杂耍一段。
理念我不知道《色，戒》在讲什么
新京报：看到你在一个采访里说，你就不太可能去拍《色，戒》，因为它的调子太绝望了，你还是希望给观众留一个光明的结局。
赖声川：这应该不是我的结论，但你这样讲我也不能否认。当时李安拍得很辛苦，它又不是那种战争片要爆破、要千军万马的场面，它是一种内在的辛苦。反正我那时候建议说，如果是我，会改这个结局。和他的那个对话就到此结束了。
新京报：如果是你会改成什么样子？
赖声川：我会让他们成功吧。一群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计划一件壮举，非常爱国，很可爱，然后失败被抓起来，那你要告诉观众什么？我其实主要是批评张爱玲，你要给读者什么？理想是个屁、所有的爱国都是狗屎？
“绝望”在创作上是个很好的探索主题，当然我觉得李安也不是让大家绝望，他还是要想办法。问题是，《色，戒》那几个人，他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它并不是失败了而产生另外一个成功于是战胜转折了。真的，我不知道《色，戒》在讲什么。
我10月要做的戏是一样的，讲辛亥革命，尤其专注在黄花岗上。他们策划了很久，以为会成功，然后失败。他们根本就知道会失败，他们是知识分子，是很清楚的一群年轻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个就很激励人心，这些年轻人不是绝望的，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
新京报：你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赖声川：我是理想主义者。
新京报：《色，戒》中却是理想抵不过现实。
赖声川：李安把它转折成爱情之间的纠结，淡化了我说的这个问题，非常高明。但基本上避免不了，你面对这个作品，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新京报：听说你当时也想过跟汤唯合作？
赖声川：迟早。耽误了两年，不然很早就合作了。
采写 本报记者 刘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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