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理论家阿瑟·C·丹托(Arthur C.Danto)在《艺术的终结之后——当代艺术与历史的界限》一书中，曾谈到美国当下的艺术教育现状：
在美术学院里，技能不再被教授。学生一上来就被看作是艺术家，教师在那里只是帮助学生实现他们的创意。这种态度就是学生可以学习任何他或她需要的东西——如音响、影像、摄影、表演、装置。学生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成为画家或雕塑家。但是主要的事情是找到哪些手段来表现他们感兴趣传达的意义。美术学院的氛围不再是一群学生站在画架前画模特或画静物，旁边有一个“大师”从一张画布走到另一张画布前提一些意见。在高级的美术学院，学生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室，而教授们——也是艺术家——定期来观摩，看一看在做什么，给出一些指导。[1]
丹托的描述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以下信息：1、在美国当下的艺术教育中，学生才是真正的主体，而艺术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的创造力;2、技能不是最重要的，学生不必画静物、画模特，学生可以自主地选择他们想学习的知识，选择他/她们喜欢的艺术门类，如装置或影像等;3、学生进入学院就可以被看作是艺术家，而且是一个当代艺术范畴下的艺术家。
和中国当下的艺术教育作一个简单的类比，我们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情况：1、在中国的艺术教育体系中，行政体系居于绝对主导的地位，教师和学生则相对边缘化;2、技能训练始终是必须的，一名造型类的学生从考前培训到本科阶段，再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阶段，他/她都需要接受不间断且严格的造型训练，其中素描与色彩等基础技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艺术观念的拓展则相对较少;3、即使是八大美院的学生，一部分人在毕业前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当代艺术，除了对架上绘画谙熟外，绝大多数学生都不能用装置、影像、表演等艺术形式来从事创作。
当然，美国的艺术教育同样有它存在的问题。比如，他们的艺术学院并没有整齐划一的评价标准，他们的学生由于太注重创造力的培养，太注重个性化的表达，普遍基础技能较差。相反，中国艺术学院的学生大都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和一定的实践能力。不过，我们的优势或许也仅仅只能体现在基础技能上。
当然，单纯从表面，或者单一的标准去判断哪种艺术教育模式比哪种更好，或者更差都是不客观的。因为，任何一种艺术教育模式的形成都有其依赖生存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正基于此，只有对艺术教育的目的有一个相对一致的看法后，我们才能对当下的中国艺术教育展开讨论。
艺术教育何为?在笔者看来，从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仍十分困难。因为，在20世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艺术教育均承担着不同的文化、艺术使命。正是从这个角度讲，“艺术教育何为”在社会变革与不同的文化语境中都能找到不同的答案。然而，如果换一个思路，从反方向去寻找，至少，针对当下中国艺术教育的现状，我们可以达成一些基本共识，即艺术教育应独立于行政系统，不能被权力系统控制;艺术教育属于人文学科范畴，不能被市场收编，不能与商业合谋;同样，艺术教育既包括技能，也包括思想教育，因此它不能像其它一些技术性学科那样被教条化、庸俗化。如果认同上述看法，我们就能对“艺术教育何为”给出一个能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答案。单纯从教育层面上看，艺术教育应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其独立的艺术精神，激发其创造力，当然也包括最基本层面的美育和审美能力的培养;如果从文化和思想观念的角度理解，艺术教育的核心目的之一在于，让学生能以艺术为手段捍卫个体存在的尊严，捍卫其具有的自由、独立的批判精神。
然而，中国当下的艺术教育不仅弊端丛生，而且诸多问题都被表面繁荣的假象所掩盖。目前，制约中国艺术教育发展的首要问题在于艺术教育的权力化。“权力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来源于艺术学院本身;一个是直接的行政干预。从权力生效的条件上看，前者源于学院传统，属于内部权力话语的外化;后者体现为外部的行政干预，即借助行政管理之名将艺术教育官本位化。当然，这两股权力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现实的运行中，它们往往互为表里，相互依存。
具体而言，由于中国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博物馆、美术馆的公共艺术教育制度，中国的艺术教育大多是由艺术/美术学院来完成的。然而，艺术/美术学院的存在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权力，所谓的“学院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将从教学到创作的各个环节标准化、系统化、教条化，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评价标准，进而建立一套自足的评价体系。但是，评价体系的形成过程与艺术教育的权力化恰恰是同步发展的。一方面，艺术学院的存在需要建立一套自身的权力运作系统。不过，这种权力话语发端于艺术内部，属于艺术本体的范畴，但它常常以学院的创作传统、评价标准、审美规范的方式体现出来。正是由于艺术学院有自身的各种规范，因此，这些规范就可以转化成为一种话语权力。追溯历史，北宋的画院制度就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学院体系，但它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教育功能。中国艺术教育的现代之路发端于20世纪初。20世纪上半叶以来，徐悲鸿为代表的艺术教育家以西方古典主义的写实手法确立了早期中国美术学院的教学与创作模式。1960年代的时候，随着对苏联美术学院模式的引进，中国的艺术教育日臻成熟。在文革以后的发展中，中国的艺术/美术学院的教学模式虽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但其核心部分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即教学仍然以写实为主，并秉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同时，不管从考试制度，还是具体的教学，再到各级美术机构，以及美展制度的形成，一套以艺术教育和美协展览为主导的艺术机制与艺术系统最终得以确立，并走向成熟。然而，问题正在于，当此套系统日臻成熟的时候，就学院化的艺术教育而言，它也因此而衍生为一种权力话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