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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教育家办学”的问题，明确指出：“我国教育事业要兴旺发达，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让真正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献身教育事业、具有先进教育理念和独特办学风格的人民教育家。这是振兴我国教育事业的希望所在。”
按照中国大多数人的思维习惯，当国家的总理发出了“让教育家办学”的号召，并且总理的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已经作为重要讲话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后，随之而来的就应该是举国上下从舆论宣传到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上的热切呼应和实事求地落实。但是，环顾四周上下，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研究与探索，依然冷冷清清，现诸于报端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寥寥无几。
为什么关于“教育家办学”的倡议呼应甚少，为什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在社会上热议不起来呢？笔者就这样的问题与几位志同道合的人士做了交流。一位同志说道：“看这个问题能否引起注意或热议，首先得看生成这个问题的境遇是否允许其被热议起来。比如说，若是在中国的教育领域目前确实已经存在了数量可观的潜在的或是显现的教育家群体，那么，这些事实上的‘教育家’若想得到社会的公认和来自政府方面‘正名’，那么这些人士也会率先起来对这样的问题进行热议和探讨。但事实上，这样的景象在当代的中国并没有出现。”
笔者听到这位同志的这番言语，感觉其中蕴含着道理。不过笔者并未就这位同志的话往下说，只是强调说：“新中国的六十年，我国已经涌现和培养出一批著名的教育家，如斯霞、李吉林、魏书生这样的来自于基础教育第一线的老师，还有来自于高等院校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过来的堪称人民教育家的如吴玉章、马寅初、周培源、屈伯川等共和国的老一辈教育家。这样的一批教育家对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已经被社会所公认。新时期以来，在教育界的那些兢兢业业于自己的教育工作岗位的园丁们，虽然获得不少的工作上的荣誉，也积累了自己的在教育方面的经验，但是能将自己的经验形成规模、提升到理论体系的教师还是凤毛麟角。”
另一位同志对笔者的上述说法表示赞同并补充说道：“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基础教育领域，凡是能称得上是教育家或是教育理论家者，都是潜心于基础教育的科学研究的教育实践者。搞‘情境教育’的李吉林、搞‘成功教育’的刘京海，搞‘愉快教育’的倪谷音等等，都是获得了这方面的重大研究成果并在国内教育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后才被公认为是教育家的，并且这些教育家都是执掌学校管理工作的校长。”
志同道合的这些人士的意见让笔者深思和感动：在当代中国的基础教育界若能出现一批如李吉林、魏书生、倪谷音、刘京海这样的校长或是具有他们这样的气质和执着追求和探索的校长，那么，“教育家办学”就不是一个愿景，而是一个现实了。问题是，在当代的中国的基础教育界，担当校长的人们有多少是研究性、专家型的管理者呢？有人说，当校长的是忙于事物的管理者，很难成为研究者；那么，管理就不是研究吗？当我们说学校管理是一门科学的时候，作为校长就必然是管理上的研究者，并且应该是在学校管理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就者。
一所学校的管理者若不能倾心于教育教学和学校科学管理的探索，若不能在这些方面取得一定境界的研究成果并造成一定范围的实事求的影响，也就不可能成为研究型、学者型的校长，更谈不上“教育家”了。我们说：教师就是教师，当一个人选择了教师职业之后，就应该将自己炼就成教书育人的潜心研究者；校长就是校长，当一位教师走上了一校之长的位置上的时候，就应该成为学校管理科学的探索者，而不是以官员的身份或是形象出现在学校和社会生活之中。一位真正潜心于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科学研究的人，才能受到来自社会方面的真正尊重。
现在有些地方开始评比“教育专家”甚至‘教育家”。这种做法的动议自然不错，但是当这样的评比条件公布于众的时候，又让人感觉到实在牵强附会：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学术文章，参与了一项省级教育科研的立项课题研究，具有九年以上的学校管理经历等等。有了这几个硬性条件，于是就有了评选“教育专家”的可能。我们说，这样的做法充其量能引发一些人竞相寻求创造发表文章的条件，或是想法设法争做高级别的先进等等，而本质上则无助于将人们引上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教育科研的道路上，尤其是在当前教育学术腐败愈演愈重的大背景下，这样的做法，其结果可想而知。
因为在整个教育界尚没有形成潜心于教育科研的氛围，或是仅将教育科研作为一种获得名利的手段，尚没有大规模出现如李吉林、魏书生、倪谷音、刘京海这样的真正能坐得住“冷板凳”的办学者、研究者、探索者，所以对“教育家办学”的说法，很多教育界的人士尤其是拥有一定的教育管理权力的人士表现出了一种“回避”亦或是“十分谨慎”的态度。
不过，笔者倒以为，有这样的一种态度表现，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当前形势下，教育界里能有哪些人士愿意去做那种“自己否定自己”的事情呢？
(作者单位:大连广播电视大学金州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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