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3日晚上，讲座“不确知之美德，不前卫之当代”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进行。本次讲座主讲人约瑟夫·唐克（Joseph Tanke)为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并担任艺术哲学教科书《Bloomsbury美学人类学》主编、《全球美术研究》主编。
约瑟夫·唐克自言，作为一名哲学家和美学家，提出“不确知作为一种美德”是具有一定讽刺性的，但他强调这并不是在为无知辩护，他倡导的是一种在艺术的实践中有意而为之的无知。
他首先围绕前卫这个概念，分析了前卫在我们当下的艺术实践和艺术体验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说到，西方艺术理论自从把古希腊艺术思想内置于它自身的系统之后，除了攻击艺术和为艺术辩护就很难有什么其它作为了，哪怕是最新的理论成果也都是非常焦虑的要为艺术的持续存在而辩解。而具体的手段就是将艺术的持续存在和一些在价值上已经获得肯定的人类经验领域联系在一起，比如和伦理道德和政治领域联系在一起。这个现象意味着艺术在我们现今的世界里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以至于我们需要为艺术辩护，我们常常是充满激情的觉得需要为艺术代言，而不会让艺术充满尊严的为自己说话。这种为艺术辩护的动力源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所阐述的“模仿说”。
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为艺术辩护的现象，这里面常常包含一个潜在的逻辑——更新近发生的就是更真实、更充分的艺术呈现。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难以摆脱前卫艺术留下来的面目模糊的遗产，无论是把前卫作为一个艺术史概念加以发展和应用，还是把前卫当成一个对艺术家实践的启示，前卫这个概念都在对我们今天的批评理论产生影响，同时影响着我们对于当代艺术的预期。我们要求当代艺术具有“当代性”，默认只有一小部分艺术是属于当代艺术的，这一小部分往往是符合了策展人和批评家他们基于西方现代主义和欧洲艺术理论而作出的预期。这种当代实际并不是指他们所处的时代，而是领先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所以不管是创作还是接受，当代艺术很大程度依赖一个线性的目的论。
我们常常不加判断地提升更新近发生事情的地位，而把更早前发生的事情降格归结到更低的艺术史地位中去。实践中的艺术家常常焦虑地找寻自己的位置，想要找出艺术线性发展的终点，对这个终点加以反映，似乎这样就可以把本来受到质疑的艺术实践或者艺术意图正当化，完成对它的辩护。
前卫艺术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它要突破现在，走向未来，另一方面它又在被艺术史收编。约瑟夫·唐克说到自己讨厌前卫这个概念，因为它是一种对现在的背叛，它把现在不当现在，而是把自己置身于未来，用一种回顾性视角把现在看成过去，从而牺牲了现在。
而后约瑟夫运用哲学谱系对前卫概念做了一个谱系学分析，探究前卫概念在哲学和美学中的渊源和它如何在当代艺术中起作用。通过对前卫这个概念进行谱系学上的分析，约瑟夫·唐克讨论了常见于当代艺术中的一种不加思索、不加判断的预设。他的初衷并不是批判这种与其称作前卫不如称之为实验冲动的概念，而是区分我们对于当代的认识和所谓前卫的概念，因为我们既有的理解已经成为了创造性的障碍。
他提出新事物生成于知识的空缺或者是对知识的清除，生成于对既有知识的搁置。正是不知道的时刻引领我们从“是什么”走向“可能是什么”。
讲座的最后他主要讨论在当代艺术的实践中如何重拾美学，美学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他认为美学在当下艺术实践中在既有的方法和工具上给了我们一个有益的、另类的方法，使我们不束缚在欧洲现代主义所催生的种种模糊的理论框架中。他反复澄清，自己并不是在为无知进行辩解。无知绝不是美德，而不确知可以成为美德，正是与已知拉开距离所产生的空间能让我们充分发挥鉴赏力。回归康德的“非功利性”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奢侈的选择，面对艺术所承担的种种义务，我们可以选择抽身而退，把看和思考与预设的必然性分开。
美学能够告诉我们的是，在某些层面上而言，艺术是完全和辩护，和合法化无关的事情。艺术的健康发展和艺术的繁荣更多的是依赖于艺术的不可预见性和艺术的荒诞性，而不是依赖于理论基础。美学不是艺术的理论基础也永远不会是艺术的理论基础。美学告诉我们，每一件作品都有存在的理由，而每一件作品的理由也仅仅适用于这件作品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