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年1月20日

地点：金源时代闫平工作室

【主持人手记】闫老师的画面激情、耐看，又不乏精致优雅。画如其人。她是一个极具表现力的人，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让人觉得意味无穷。闲时在她的周围，总有数不尽的笑声相伴。身为女性，她的作品中四散着生命元素烂漫而迷幻的气息；身为艺术家，她又用适度的理性控制着画面语言的舒张。此次前去访问她，一进门便被画室扑面而来的忙碌气息侵袭：横七竖八随意摆放的作品，未完成的手稿，斑斓绚烂的调色板，四处飞溅的油画颜色……不由肃然起敬。这是艺术中的闫平。

她是一个将艺术与生活恰当隔开的人。为内心情感呈现的纯粹，也为两种生命精神状态各自无可取代的单纯。

感性

孙欣（以下简称孙）：前阵子看电影《梅兰芳》，一下子想到了您的《小戏班子》系列。《小戏班子》依旧是极具典型性的粉红系和翠绿系的颜色，与戏曲艺术呈现的（色彩）相通，戏曲人生在您画面中像花儿一样绚烂而忧伤。您从《母与子》的个人经验性创作，再到《小戏班子》，这其中是否存在一种“个体-他者”身份、视角的转换？选择戏曲题材创作是出于怎样的考虑？闫平（以下简称闫）：表面上是他者，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个人生活体验。我试图像导演导戏那样，在画面上摆放我需要的人物角色，先放这一部分，再放那一部分，让它发生什么，它就会发生什么，把情绪介入其中，表达我内心所期待的东西。比如那些画的名字有《唱不尽的牡丹亭》、《有雨的日子》、《北方有佳人》、《喘息》等等，这些字象让人有种连绵感情的联想，暗合着画面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很多时候契合女性群体的生命体验。

孙：从哪一年开始画的《小戏班子》？

闫：陆陆续续地将近十年了。早些年画的《母与子》，有一种自传性、母性的成分在其中。逐渐孩子长大之后，女性的那部分又凸显出来了，于是《小戏班子》开始表现才子佳人的爱情传奇，回归到女性体验本身，表现形式上也在寻求突破。实际上画这一题材，是贯通艺术观与生活观的一种尝试。

孙：您早期一直延续到现在色彩格调都是比较洋气、明朗的，具有绘画语言的可识别性，生命气息浓厚。您是如何保持画面当中鲜活的生命力呢？

闫：其实对我而言，无论心情愉快与否，都永远对明朗的色系充满渴望。哪怕在生病的时候，我也热衷于仰望那些理想化了的颜色，因为它们与我的生命渴望实际上是并行的。相对西方来讲，中国是墨分五色，而色系比较窄，比如石青、石绿，朱砂等几种，而西方的颜色区域特别宽。所以，我在色彩表达方面有广阔的自由——深色系，纯色系，亮色系，灰调系之间，可选择的东西如长河一般滔滔不绝，在我面前有一个足够巨大的空间等待我去叙述、去表达。另外，色彩的叙述有一定的私密性能使我尽兴表述心里的话。

孙：为何选择粉红和翠绿，让它们在画面中形成并体现着您的一种色彩语言？

闫：不仅仅是粉红、翠绿，那些无限的色域带给我们足够大的意象联想。看到粉红就像我们看到小孩子、小动物，或者其他美丽的事物，类似于对粉红色的感触，内心一下子变柔软之时的感觉。它和绿系列在一起，陪伴着生活，让我觉得生活的形式有趣味。然而颜色是外在的，内心要表述的情绪置于其中则存在保护性，自由性和私密性。

理想主义如《牡丹亭》，一场春梦之中隐现的戏曲形式，深深吸引着我。虚幻的美感几乎让每个人相信，想叫她活过来，她就活过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从而完成戏剧的极致之美。但是现实生活不会如此，戏剧的理想化在此时弥补了生活中的种种缺憾，借助它们，能够和生活的另一部分产生对接和补充。其实在戏曲当中，还有一点我比较感兴趣：在它极大的自由当中，存在一个严酷的秩序和程序化。当中所存在的感性和理性的关系对我的绘画启发很大。

悟性

孙：您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认为它与您的艺术是可以相互参照的。您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它在您的绘画表现中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闫：我是中国人，成长生活在中国，必然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从事艺术这一行，面对中西方文化，我不愿意顾此失彼，通常是先全盘接受，然后反刍，需要什么拿什么，西方的理性秩序，中国的意象表现，西方一个框架，中国一个布局，西方的色系，中国的墨分五色，有时在画画的过程中，在理好的色系的画面上，加上特立独行的焦墨，真是无限的愉悦。

英国哲学家罗素坦言：“我相信，如果中国人对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收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他们一定能产生一种结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业绩。”从中道出了中西文化彼此融合的美好前景。无论是东方、西方，各自崇尚怎样的风格面貌，都统一于人类的和谐精神。在人类的文化精神层面，需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坚强精神，“天人合一”的生命理想，万物相容并生的博大胸怀。所以作为画家，我愿意把自己打开，呈现一个开放的姿态。

孙：这么多年行进在绘画这条道路上，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如何去突破它？

闫：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自己的问题。对画家而言，最大的难题，就是保持生命气息的鲜活性。大多数成熟的画家他们的作品都有老成和苍劲的一面，然而缺少了鲜活的神。如果选两个我最喜欢的画家，就是毕加索和齐白石。我非常喜欢毕加索晚年的作品，除了纵横画面的笔墨，依然还充满着生命力的鲜活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同样齐白石的晚年作品也把自己的精、气、神带到大虾须当中，透着力度和生气。我说不好“神儿”的含义到底包括了多少，但我知道它是作品中最要命的那部分。

智性

孙：一个优秀艺术家的标准是什么？

闫：我认为，好的画家是用绘画的方式充分表达了内心期待。剧作家选用戏剧的方式，音乐家选用音乐的方式，而画家就要用画家的方式表达内心以及对万事万物的看法。我觉得这是最恰当的标准。

孙：其实很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喜欢把你归为女性艺术家的行列，那么你对“女性主义”标签有没有反感，或者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理解？

闫：我觉得这不是特别重要，虽然很多人会特别在乎别人是否把自己划归女性艺术家行列。我是一个女画家，就是想做男画家也不成啊。我以女人的身份活着，无论再怎么男性化地思考，都无法改变本体的基因。一个画家能够真实地表达最重要，至于女性主义或者男性主义，都不重要。

孙：当下不少艺术家会去关注一些历史问题、社会问题，比起那些具有社会批判性的作品，您的绘画具有个人化的审美倾向和生活情趣，是您之于当下社会文化环境中一种个人化选择，可不可以这样解释？

闫：我认为那些批判性的东西不是永恒的。从美术史上看，那些让人感动和记忆犹新的画并不仅仅因为题材内容。比如德拉•克洛瓦的名作《自由引导人民》，是其形式感让人印象深刻，并非是其历史背景。很多人认为女画家更多的关注与自己生活有关系的事物，我也不这样认为。我的戏曲系列，提供的就是对女性群体境遇的深层思考，只是采用了含蓄的表达方式。

我的职业是老师，就老师做好；是画家，就把画家做好，把绘画的事情尽量做好。因为我的能力仅在于此。面对那些表现社会、革命、时代风貌的画，我觉得也不错，艺术需要不同人的不同表达。如果有一天我也愿意去尝试的话，我也会去画。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希望画面里出现我自己希望发生的事情，不愿意去表达那些被认为是更好、更合适、更现代的题材，那不适合我，我认为自己一直挺现代的。（笑）无论再过多少年，男人，女人，家庭，世界……这些词语还会出现，是永恒存在的。无论是小题材还是大题材，都需要艺术家去真诚地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