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现代主义不再是自由的守护神
文/舒 群
读完《二十一世纪》第22期上关于当代艺术的几篇文章，尤其是读完司徒立和金观涛的通信，使我不觉精神为之一爽。
事实上，早在80年代中期，我就在一个比较粗浅的程度上，感觉到后现代主义文艺给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带来的危害，意图倡导一种有别于古典艺术语式的新理想主义的话语模式。但一方面，由于当时我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尚缺乏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解构思潮在中国还没有彻底泛化，从而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痞子精神相汇流，故这种对后现代的批评自然就缺乏坚实、充分的根据和鲜明的文化针对性。但在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文化情景显然已不同于以往，自王朔开创“痞子文学”以来，文艺界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滑向垮掉派话语的深渊。在美术界，有“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在文学界，有“第三代诗歌”、“后新潮小说”和“新写实派”；在音乐界，有后崔健的摇滚和泛滥成灾的港台流行歌曲；在电影、电视艺术作品中，随处可见粗制滥造的中、低八度话语（反理想主义话语）对高八度话语（理想主义话语）的贬抑和排挤。正是在这种追求理想的冲动已消失殆尽的历史境况中，传扬“崇高”、“理想”、“意义”、“责任感”等理想主义话语的工作，就逐渐显示出了它鲜明的文化针对性和历史性价值。
我觉得，金观涛在第四封信中说“现代艺术的危机实际上是现代社会文化建设的危机”，的确把握到了现代艺术危机的实质，但我不能同意金观涛和司徒立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通信似乎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本意是要对个人至上的多元化社会提出批评，以图“恢复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而我认为事实刚好相反，它不是要调解多元主体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而是要把这种差异和冲突推向极致，甚至把“民族国家”这个“公共性”观念也在人们的头脑中消解掉，政治波普正是在这种动机下产生的。后现代主义要达到的目的是使多元主体变成绝对的东西，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与他人在精神上毫无关联的独立的“家宅”。然而这种拒绝一切意识形态干扰的绝对个体化的人生态度，却很自然地转换成另一种具有普遍公共性特点的意识形态，即表现和传扬人性本恶的意识形态。
从90年代开始，至少就艺术界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已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使现今的所有艺术家（只要是想沾前卫艺术边的人）都不得不接受一种恶劣与嬉皮掺半的风习的洗礼，否则你便不被承认为艺术家。我的几位道德素质不错的艺术家朋友就是在这种“社圈制度”的高压下，被改造成“泼皮无赖”的。作为一个不被官方话语阵地所接纳的前卫艺术家，我们比拥有其他社会身份的关怀艺术的人，更能深切地体会到这种“制度”对人的健康身心的摧残。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已不存在一个实质性的、统一的社会制度，而只存在着某种小范围的社群制度。如果社群中的个别成员不肯接受这个社群自然形成的、以某种无意识习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话语制度的统治，那么这个成员就会被社群中的其他成员所冷落，并最终被逐出社群。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至少在所谓的先锋文艺界是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我们看到，在后现代主义这种全面的胜利中，人类理想的余晖已被清除殆尽！人们在无聊和无奈的骚动、鬼混与机械劳作中打发着时光。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带来的多元主体的“彻底解放”所给予人们的“精神自由”。
寻其根源，这种敦促文明进步的逆向手法是从卢梭（J.J.Rousseau）开始的。按卢梭的意见，科学、文学和艺术是 “道德”的最恶的敌人，为此卢梭赞美野蛮人。这种见解在卢梭那个时代或许有某种进步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I.Kant）称卢梭为第二牛顿。依我理解，卢梭之所以赞美野蛮人，是因为在卢梭那个时代文明人已染上了某种疾病，这种疾病又是文明人所特有的，比如矫饰、虚伪。毛泽东更具体地指出了文明人的弱点，例如：“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等等，并进一步站在卢梭的立场上喊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口号。从卢梭以来，文明史沿两条路线开始了“文明人野蛮化”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一条路线是从卢梭到马克思，再从马克思到列宁、毛泽东；另一条路线是从卢梭到尼采（F.W.Niezsche），再从尼采到存在主义，最后殊途同归，到德里达（J.Derrida）完成了“文明人野蛮化”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浩大工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是从社会革命入手，通过政治制度来强行贯彻这一知识分子（指所有有文化的人）改造方针；尼采、萨特（J.P.Sartre）、弗洛伊德（S.Freud）则是从精神革命入手，通过心理分析或话语诱惑来潜移默化地完成这一知识分子改造的历史性任务。最后德里达在理论上说明了这种文明人改造的价值—消解逻各斯中心论在话语秩序上所建立起来的粗暴的等级制。
时至今日，我们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已与卢梭、尼采，乃至杜尚（M.Duchamp）所面临的时代课题相去甚远。目前，真正成问题的已不再是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的矫饰和虚伪，而是流氓、无赖对文明社会的威胁。我在去年某日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一群流氓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一过路妇女剥光衣裤殴打、调戏数小时，围观群众达二百多人，竟无一人出面制止或报警。我平时很少看报，这则偶然读到的报道使我深受震撼。我感到卢梭以来的进步口号已经蜕变为罪犯为自己开脱罪责的托词。为此，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已不再是自由的守护神，而有可能转变为自由的敌人。因为没有一个不断趋向良序的社会制度的保护，自由这个词就永远只能是少数不法分子为所欲为的标志。
1994年4月 于武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