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黄专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当代艺术运动中出现了一批具有极高理论素养和思辨色彩的艺术家，如谷文达、黄永砯、徐冰、汪建伟等,他们在各自的视觉实践中,以独立的问题意识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延伸着上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对中西文化进行双向改造和批判的思想路径，使当代艺术保持着与中国思想史的有机联系。在实用主义和反智主义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主流性话题时,对这种思想文脉进行史学整理无疑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

舒群是上世纪80年代新潮美术最早的运动团体“北方艺术群体”的组织者之一,也是“理性绘画”这一主流性艺术思潮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二十多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实践中他的艺术一直保持着鲜明的理论先行的特征，在他看来，一切艺术的至高无上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哲学问题,一切视觉问题如果不承载思想史逻辑就无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问题，迄今为止，他的艺术经历向我们演绎了一种奇特的三段式的图像辩证法，而他也因此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式形而上画派真正的代表画家。

在“绝对原则”时期(1983—1989)，寻找中国文化的整体解答方案是艺术思考的中心课题，柏拉图-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论模式、尼采的超人哲学、卢梭的新权威主义的和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混合熔炼出了“北方寒带文明”这种浪漫主义的文化方案，而中世纪教堂的造型理念、籍里柯的“形而上绘画”和蒙德里安的“新造型主义”则孕育出了“理性绘画”这种抽象冷峻的视觉匹配形式（《无穷之路》、《绝对原则》 、《涉向彼岸》），由于这一绘画理论正好契合了80年代启蒙主义的时代需求,经过批评家的理论阐释它成为85新潮美术运动的主流性绘画思潮，按艺术家自己的说法，“理性绘画”完成了中国绘画由“情态写作”向“意态写作”的转向。

从1990年开始将近十四年的“走出崇高”时期（1990---2004）是舒群“理性主义”艺术履历的反题阶段，他自己称为“神圣的下降”。随着9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退潮和传统人文主义在新的文化场景中(主要是后现代解构思潮和消费主义的文化现实)遭遇的困境，促使舒群进入到他的“理性主义”的修正阶段，对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哲学和批判理性主义甚至解构主义的阅读，使他的思想履历发生了重大变化，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对传统人文主义批判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促使他开始关注话语与话语情境的现实联系,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已由一个存在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实证主义者进而转变成为一个结构主义者。这种思想转变体现在艺术上出现了分析性甚至波普主义的语言图式（《绝对原则消解》、《同一性语态-宗教话语秩序》、《同一性语态-一种后先锋主义》、《四项基本运算》、《文化pop崔健》、《世界美术全集》），这些作品意味着“由〈绝对原则〉这种意识形态修饰向〈同一性语态〉这种零度修饰的转移”，但所有变化并没有改变他的“理性主义”的理想色彩和宏观思维模式，“绝对原则”这一思想正题阶段就在1994年“向崇高致敬”这种表演性的宣示中落幕，他称这一时期是由“意态写作”向“语态写作”、文化批判向语言批判的转向时期。

从单纯形而上学的思维路径上的这种出走,不仅源于对政治波普和玩世思潮这类“肤浅的认识论无政府主义”的深深失望，更源于对“理性主义”这种古典人文主义理想立场的自省和反思，在对法兰克福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实践、福柯话语理论和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研究中,宏观性、整体性的古典理想主义暴露出意识形态上极权主义的思想本质，他的艺术也因这种理论思维的变化而进入到个人理想主义的微观生活实践,这成为他走出“理性主义”这种抽象思维的一次精神逾越和解放，在将近八年时间里他甚至放弃了绘画，从事经营、设计和参与民间美术馆的建设,理论阅读也由哲学扩展到管理学和设计史，直到2002年，“回归原初经验的冲动”和对知识考古学的兴趣才使他重新创作了《单色工农兵》和《红色毛泽东》这类具有表现主义风格的作品，而正是这一反题过程使舒群的艺术思考完成了由本体论、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移。

2005年以后对以“符号秩序”为特征的消费文化现实的思考使舒群的艺术获得了一个返归形而上之途的理由，也使他的艺术进入到“象征秩序”时期（2005---2008），重新思考“理性主义”的现实批判价值。这一阶段的作品《象征的秩序》从图式上看是对“绝对原则”时期的复制，但所针对的问题却由构筑抽象的文化模式转移到具体的“社会批判”，它正好构成了舒群“理性绘画”的一个合适的合题: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遭遇，以及面对这种遭遇时所必需的理性对策，当然,和第一阶段一样,在“象征秩序”中舒群艺术所营造的问题逻辑仍然具有明显的“图像乌托邦”的特征。

舒群的艺术个案将使我们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反省性课题：“中国当代艺术还需要形而上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