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美术运动理性绘画的标本

文/王明贤

时间永是流驶，’85已成为历史。时隔二十多年再来追溯这段历史，从表面上看会觉得’85美术运动在短短的几年内走完西方现代艺术一百年的路程，中国的新潮美术也像西方现代艺术流派纷呈。但实际上，’85美术更主要的是在现代文化背景下展开的艺术运动，与文化的联系更为密切，很多艺术家想要解决的是哲学与文化问题。比如北方艺术群体就宣称“我们的绘画并不是‘艺术’！它仅仅是传达我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它必须也只能是我们全部思想中的一个局部……我们认为判断一组绘画有无价值，其首要的准则便是看它能否见出真诚的理念，那就是说看它是否显现了人类理智的力量，是否显现了人类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理想。”（1）

北方艺术群体的宣言文字出自舒群的手笔。舒群在《内容决定形式》一文中还提出：“理性绘画的最大特点就是用人们并不完全陌生的形象构筑起较为陌生的图式，这所谓陌生二字便是指作品的内涵。”（2）针对当时国内较为流行的形式主义唯美画风，北方艺术群体强调的是理性主义，浙江’85新空间、江苏艺术周大型展览的艺术家亦崇尚理性精神，“理性绘画转向”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现代美术传统。

舒群是’85时期理性绘画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同时又是文化活动家和理论家。1983年，舒群看到任戬的毕业创作《天狼星传说》，为作品所呈现的“极度寒冷”氛围所打动，于是萌生了发展理性精神的想法，以对抗当时画坛流行的“乡土绘画”和温馨的情调。舒群这时创作的《无穷之路系列》，体现了理性精神，但作品或多或少还是流露出现象世界层面的东西，没有彻底的转换。第二年，他用丙烯颜料画了《绝对原则》初稿（70×100 cm ，已毁），以后又画了布面油画《绝对原则》（160×200 cm），这幅作品成为’85美术理性绘画的代表作，是一种“理性的、冷峻的、富有秩序感的艺术”，“以无机的美获得美感”，这种以形而上学为背景的绘画，正是舒群所要寻找的抽象而理性的图式，是“更纯粹、更直接地表现‘冷性特质’的作品”。

舒群这些作品强调形而上的精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代艺术史上的形而上画派。但是，在契里柯《都灵的沉寂》和《一条街的忧郁与神秘》等作品中，看到的是尼采对都灵广场上的拱形建筑物和长长的阴影描写的印象。正如契里柯自己所说：“形而上的艺术，表面上十分宁静，但给人的感觉却像是在宁静中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这种具有恐惧感的形而上绘画，和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潜意识及梦幻象征主义有瓜葛，与舒群作品的精神指向完全不同。舒群的作品或许与蒙德里安有共通之处。蒙德里安认为竖直线与水平线能够表现世界的结构，并有某种内在的精神性追求。有着新教背景的蒙德里安在福音的氛围中成长，一度甚至想做一名牧师，还曾痴迷“神智学”。舒群在这点上倒和蒙德里安一样，也有一种牧师的情怀。但是，蒙德里安的风格派作品抽象而简化，矩形和方块，排除深度 ，专注于极简平面化的处理，有时却类似图案。舒群的作品则是三维的而非平面的，又要表现抽象的精神世界，“用北方的旷漠的、玄虚的、抽象化的、超现实的图像来加以呈现，塑造一种秩序井然的文化结构，一种像工业流水线那样的东西。”舒群《绝对原则》抽象而理性的图式，不是来自艺术史的脉络，而是与哲学和精神史的脉络有更多的关系。其实真正对舒群产生影响的应是托马斯·阿奎纳。托马斯·阿奎纳认为美有三个因素：第一是一种完整或完美；其次是适当的比例或和谐；第三是鲜明。美向我们的认识功能所提供的是一种见出秩序的东西，美是形式因的范畴。一件东西（艺术品和自然事物）的形式放射出光芒来，是它的完美和秩序的全部丰富性都呈现于心灵。在托氏眼里，上帝是“活的光辉”，世间美的事物的光辉就是这种“活的光辉”的反映。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大学生对西方现代哲学十分狂热，存在主义成为显学，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是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存在先于本质”、 “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 “自由选择”，注重精神的存在，对焦虑、绝望的恐惧，对于人是如何存在，是人们当时思考的主要问题，非理性成为主潮。舒群这时除了研读这些哲学外，他更是对托马斯·阿奎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对托马斯及新托马斯主义的介绍很少，舒群主要是通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和刘放桐的《现代西方哲学》等书去了解托马斯主义的。罗素的《西方哲学史》1976年由商务印书馆第三次重印，朱光潜《西方美学史》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成为77级78级大学生的美学教科书；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上下册）则是80年代初出版。很显然，这些书的哲学专业性并不够，但是中国艺术家往往误读哲学家语录却有重新创造的本领。

当然，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都成为舒群的思想资源。舒群发现：西方传统的希腊理性和希伯来精神正是西方现代所谓“理性的人”、“生产的人”的精神源泉。柏拉图关于理性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阐述，笛卡尔、斯宾诺莎及莱布尼兹对理性主义方法的发展，黑格尔的著名命题“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都对艺术家有过深刻的影响。西方20世纪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之转换的一个标识是“语言学转向”，索绪尔的语言学著作引伸出来的一些结构原则，成为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基础，结构主义也形成舒群艺术新的资源。诚然，艺术不等于哲学。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经历一系列变化之后展现出本来的面貌，其具体形态就是艺术、宗教和哲学。在黑格尔看来，哲学通过逻辑的思考来完成对绝对精神的理解，高于艺术和宗教，是唯一适合于“绝对理念”的方式，用概念形式才能把握超感性的、普遍的、无限的精神。而舒群的《绝对原则》则试图通过直观来把握绝对精神，又通过表象或想象（一个最高神）来把握绝对精神，寻求批判的力量，又诠释了精神上的严酷和“冷性特质”。

舒群的理性绘画不是哲学，不是宗教，目标是为了创造一个新文化。他以“一系列概念来强化‘理性绘画’这个概念的形而上学价值，如：‘北方文化’、‘北方文明’、‘寒带文化’、‘寒带－后文化’等等，意图说明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绝对精神，是‘一个新文明的诞生！’，即一种新的普遍的知识共因。”（3） 当然，早在1986年，就有艺术家对此提出质疑，严善錞和黄永砯曾专门讨论过“不要踏上形而上的、宗教式的歧路，不要被词的世界所迷惑”的问题。（4）但若深入研究整个’85美术的哲学思想，却不难发现一条关于理性绘画和超越的线索。经过多年之后，我们才能明白这些争论对中国当代文化形成的意义。如果把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热和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比较，可以发现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中华民族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现代复兴的转折。但是，五四时期，虽然各种新思想新思潮冲击中国，真正留下遗产的却只是新文学的成果。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创刊，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社会改革，在中国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民主被称为“德先生”，即“Democracy”，科学被称为“赛先生”，即“Science”。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始自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随后又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语言工具的改革变成了文学革命。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和鲁迅是那个时代的代表。在新诗发展史上．胡适是最早尝试新诗创作的人，他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表现一种新思想和新精神。鲁迅的小说与杂文，是改良社会的呐喊  ，成为那个时代精神的高峰。然而，在哲学与艺术领域，似无真正的代表作。20世纪80年代，一样是文化复兴的时代，可这个时期的文学，除了70年代末的《班主任》、《伤痕》这些带着幼稚印记的文学史名作，以及《今天》诗歌的回答，80年代的文学也许乏善可陈；而在文史研究方面，除了美学的热火朝天以及“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鼓噪，留下的更多的是大而无当的空疏理论。然而，西方现代哲学的巨大影响却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从尼采、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到福柯、波普尔、罗兰·巴特等人的著作，成为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在艺术方面，’85美术运动狂飙突起，几乎各省都有青年艺术群体，数千人介入前卫艺术，形成特有的新的文化热潮。星星美展，’85美术运动，中国现代艺术展，以及舒群、王广义、任戬、黄永砯、张培力、耿建翌、谷文达、徐冰、吴山专等人的作品，成为真正代表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化的精神遗产。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艺术家艰难地开辟自己的学术空间,创作了不少作品，其中不乏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名作。可是近十年各类展览场所已经没有多少值得一看的当代艺术，现在只有艺术的名利场，只有全球化及后现代消费时代背景下的资本运作，只有欲望和需求的不断被生产。所以，在思想贫乏的今天看到舒群的《绝对原则》这批作品，我们为一种崇高的精神而深深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