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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更让人沮丧。我相信绝大多数记者没有恶意，他非常在乎我能够给他们作稿子的机会，但刊登以后，错别字，尤其是信息错误，太多太多了，几乎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全是错误信息。我自己写完稿子至少要看两三遍，不断改动，一直改到我觉得说清楚了，说准确了，才会拿出去。可是现在的年轻记者不知道是素质问题还是粗心大意，我无法遇见一篇清晰准确的记录稿。
比如说前两天他们让我推荐书，我说到一本美国学者波兹曼的传播学著作《童年的消失》，我说看了以后，对作者的观点很“信服”。稿件刊登后，媒体将“信服”写成“幸福”。一本学术书，你读了怎么会感到“幸福”呢？
类似的例子使我怀疑媒体报道的真实。我记得李敖第一次到北大讲演，他说你们谈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第一件事情，就是“反求诸己”，可是记者根本不知道“反求诸己”这四个字，就用别的字凑成一个完全不通的词，使很要紧的一句话，变成不可理解。
凡是单独的访谈，好得多。通常记者会遵守事先的承诺，时间再紧，也会把文稿发到我邮箱里让我再过一遍，这样错误就会避免。
现在我只要看到一大群记者坐在下面，真的很害怕。但宣传书的活动我不能不去。比如前几天我跟梁文道在新书发布会上做访谈，电视台录播，我们俩谈的大部分意思不能播出。记者得交差，最后就问些八卦，比如你们心目中最漂亮的女人是谁？《荒废集》中正好有一篇我谈论飞行的文章，其中最后一节写到飞机上巧遇范冰冰，于是雷天引这一段。好，第二天几乎所有媒体报道把这场对话变成谈论美女，有一家媒体的标题竟是“陈丹青梁文道共话范冰冰”，可是梁文道没一个字谈范冰冰，而两个小时的严肃谈话，成功地变成无聊，这对范冰冰也很无礼，她无辜地作为话题给消费了。
我相信我说这些，大家会笑:这算什么，媒体从来就是这样。可是我得告诉大家，我在乎。媒体这么任意把你捏来捏去，最后我会害怕，走开。我猜这不是媒体乐意看见的事——我在清华混，混到最后只得逃走，现在我跟媒体混，混到最后，也只好逃走。你把一个人弄到逃走，不想跟你玩，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吗？
读书报:您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美国的文化期刊、报纸副刊是什么样的状况？
陈丹青:我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事情，但好得多。它有专门的八卦栏目，有娱乐新闻，也会耍明星，曝丑闻，但比较有根据。它做错了，立刻会有舆论反弹，别的媒体会表达:你这么做是错的，有的会走法律途径，你要负责，要赔钱。人文艺术的报道，据我的印象，没有国内这种情况，很严肃，很高端，如果批评你，耍弄你，段数高得多。因为弄得太过分，他要面对后果的，在中国，这类事谁会负责？
国外媒体这一行，不是那么好混的。我们这里是混掉一篇是一篇，把你耍一回是一回，稿件交差了，有眼球看了———其实未必有什么眼球看，大家都油了，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人的言论，对媒体而言，就是抓点谈资，填版面。整个媒体的信誉、素质，就是这么越来越低下，就像教育一样，把一切弄坏掉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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