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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艺术价值观与中国当代文化
理解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传统艺术价值观和中国当代文化的关系。我们知道，中国传统艺术和美学的追求，基本上是以儒家学说为正宗的，因此艺术和美学采取非常典型的功利论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早在夏朝，就有“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的思想出现，[12]认为青铜器纹样图案是教育人们区别善恶的。孔子关于“绘事后素”的的见解，包含了一个道理，即文与质的关系，“素”是质，“绘”是文，文是质的表现。[13] 这种注重内质和善恶的思想，到了唐代张彦远那里，被明确表述为“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论。尽管张彦远的此番论点是就人物画讲的，但是，他在谈到山水画时，也顶多加了个“怡悦性情”，还是以道德劝戒为上：“图画者，所以鉴戒贤愚，怡悦性情。”[14]
可见，我们的祖先对待美术采取的基本是实用功利的价值取向。这样一种以儒家为正宗的艺术思想，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变化呢?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很多留学生开始正式地学习油画，实际上就是想借鉴西方的油画，因为后者代表了一种科学主义、理性化地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希望用这个东西来改造中国当时泛滥成灾、日益衰败的传统绘画，因此其功利色彩是十分浓厚的。
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斗争，其中一直贯穿着这样的功利主义的实用要求。从古到今，中国的艺术创造和审美意识始终离不开功利和实用的归厘。这就决定了中国近现代的艺术和美学思想在吸收外来文化、融合传统文化以及创新方面的不彻底性、不纯粹性和混杂性。为什么这么说呢?
通过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西方民主共和运动，我们知道近代以来的西方艺术，它最精华的部分或者说价值贡献就是提倡人的尊严、独立、个性和自由创造。这种关注艺术本身，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自律的部分，属于艺术与审美内部结构，是其核心价值所在。但是我们的艺术一旦跟社会放在一起的时候，往往被社会的、外围的各种条件和因素淹没了艺术内部的自律和艺术自身语言的发展，艺术自身的生命存在受到干扰和束缚。就中国现当代文化而言，其在形态上是混杂的，它的艺术价值观必然受到活跃于中国现当代社会的各种文化、政治和经济势力及各种机制的影响和左右，不可能走西方从康德开始的那种非功利、独立自由艺术审美判断的道路。一直到今天，中国艺术和审美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艺术家们在创作的时候，都是想着跟社会要有多么大的结合，要去干预社会，关注社会，为社会代言，这种反映论模式的思维方式的背后，就是一种艺术和审美功能论，它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化，当然也就决定了中国当代艺术本身的不彻底性、混杂性和不纯粹性。
中国当代文化的上述性质，也就决定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观不可能有一种单一的或者说整一的显现形式。这种非单一性和非整一性意味着今天希望通过文化行政手段来“打造”中国当代文化和艺术的统一式的“国际形象”或者“价值观”的愿望，是不符合中国文化艺术的实际，极有可能使中国今天多元发展的艺术价值取向，重新回到千百年来功利主义的老路上去。
价值观与艺术批评的方法论建构
本文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表明，在相当一部分中国学者的潜意识中，非中国的当代文化现象、个人或者机构组织，作为中国的“他者”，有其强势的“国际形象”、“方法论”、“价值观”和“灵魂”，正是这些后者决定了非中国的当代文化在今天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因此，今天中国的当代文化艺术若想超越非中国的其他当代文化，或者要与其他文化平起平坐，就必须自主地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方法论，也就是说，要有自己的“灵魂”。这说明，艺术领域价值观的体现和价值体系的确立，与艺术批评的方法论建构，有着重要关系。换句话说，研究和建构艺术批评的方法论，能够在理论上支撑起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观。为此，我们必须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从而保证方法论本身建构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我们知道，真实地再现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是艺术作品的重要内涵。在特定时期，尤其是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艺术的使命就是要反映这种变化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我们注意到最近20年来，中国艺术家用反讽、调侃、挪用、隐喻等在内的各种手法来表达人文知识分子对周围巨大变化的关注、质疑和批判，形成了中国199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的一种普遍倾向。这种真实地再现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艺术手法，就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方法论基础上的一种价值观的体现。那么，这种中国艺术家使用的艺术创作方法，是否具有逻辑的自恰性和学术的有效性呢?从西方语境看，建立在对立和反映基础之上的镜像理论自现代以来，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判，从而使自柏拉图以来两千多年的西方艺术理论获得了现代和当代的转型和发展，这其中，价值理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说明西方花了很长时间通过价值理性纠正过度依赖工具理性的偏差，从而使其艺术创造不断发展。这同时也表明，工具理性的方法论本身必须接受价值理性的考问和检验，从而纠正和完善其表达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功能，更好地满足价值理性的诉求。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的确存在着很多学者都注意到的一种注重社会学层面的以写实风格为主的现实主义叙事模式，这是一种再现理论的显现形式。对于这种模式何以在中国出现并成为一种突出的现象，我已在上面提到的成都双年展的论文中做了分析和阐述，在此不复赘述。[15]
我们的确注意到，工具理性的方法论虽然在价值理性的考问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并非能够解释当今日益丰富的艺术创作活动和现象。尤其对于一百多年前还保持着自己独立自足的艺术方法论的中国艺术而言，今天是否完全可以按照西方的理论方法来从事艺术创造，这的确是一个会不断被提起和讨论的问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独特的中国社会发展的经验，使中国艺术家的创作手段和媒介涉及到当今艺术领域里的各种新媒体实践，阐释这些异常丰富的艺术实践活动，单凭工具理性基础上的方法论，恐难以顾及和胜任。因此，寻求更加准确和有效的阐释理论的意识，再一次突出出来。这一次，一些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射得更远，要超越工具理性的方法论基础，希望能找到一种更加符合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实际的方法论，而这时，价值理性再一次得到了重视，只不过局限于对艺术市场化的抨击，还没有把它运用到对方法论的建构上去。[16]
价值观与艺术批评方法论，原本并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但是，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艺术方法论，必然是在什么样的价值取向的驱使下进行的，而什么样的方法论也正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在视觉艺术阐释话语上的体现。因此，一方面要意识到价值观问题的解决与艺术内部核心部分批评方法论的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在探索和建构艺术方法论的同时，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去寻找支撑，只有这样，中国艺术方法论的建构才能够成为这样一项重要的工作：将传统文化中合理的诉求，用当代视觉语言的形式进行转换，从而服务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一种境界。这才是中国当代艺术内在的价值诉求。这项工作是一个庞大和复杂的系统工程，艺术批评方法论的建构是其中的一个具体子单元，但是又和系统中的所有环节都相关联，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逼近。我在2006年曾撰文表达了自己对这方面的思考，并专门策划了展览，可以作为本文的补充参考。[17]
价值观问题与体制化问题
尽管今天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也开始考虑拿什么样的文化形态，什么样的语言形态，什么样的语言形式，哪一类的价值取向的艺术作品来进行国际上的文化交流，但是从学术研究和分析的角度来看待价值观问题，我认为学术界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的问题和国家政体的概念没有直接的关系
当我们在研究和阐述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时，虽然在叙事上是在表达自己与所处的真实生存状态的想象性关系，是在想象的层面上建构中国的形象，但是，我们不可以倒过来说，我们要以国家的形式来“打造”出一个什么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形象以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这样做过于简单化。因为不同文化的内在根据，虽然有共通性，但由于文化在历史上的差异性，其内在根据的运作、显现方式有着各种不同的侧重面。就艺术家的创作而言，往往是个人化的，其个性的要求使得作品的侧重面各不相同，不应该也不可能有统一的价值观模式。在思考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用近代才形成的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框架来厘定，这样的话，就会把价值观多元化的要求这个问题狭隘化和政治化了。对此我主张应该更多地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来讨论价值观。
二、价值观的问题体现在当代艺术发展的实践中间
价值观问题的复杂性使我们认识到，与其动辄视之为尚方宝剑，对当代艺术现象不做认真深入的学术梳理和批判，仅仅用缺乏“精神性”或者“灵魂”这样模棱两可的词语来剪裁，不如把它还原到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实践的语境当中，从而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价值观的丰富含义。
首先，价值观的判断和依据应该来自对艺术内部创新的追求和对艺术外部各种约束力量的抵制与超越。也就是说，你在判断一件艺术作品创作的时候，我们要从具体的艺术实践出发作出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判断，主要看它在内部的结构和语言方面有没有创新，以及作品和外部的制约力量之间是何种关系。比如我们面前有一类艺术，它是抵制商业化的，那么我们就要分析在这个物质化、商业化、商品化的社会里面，它如何能够超越物质化社会的包围而获得一种艺术上的转换，这种分析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也就是对这个作品有没有价值生成的一种判断。
其次，要区别价值观的个体性与共同性。价值观本身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范性没有直接的关系。价值观里面有个体性，价值观里面还有共同性。前面讨论到，价值观作为一种文化状态下的存在，必然造成其不纯粹性和复杂性。不纯粹性和复杂性主要原因就是个性化要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价值观对于个人，特别是对于艺术家个人来说就是个体的自由表达和个性的自由。所以个体性是价值观很重要的一个考量依据。价值观的个体性还有价值个体彼此之间的共同性，这些考量依据是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范性相区别的。价值观的个体性体现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精神生活丰富和鲜活的生命力。也就是说，价值观的形成和展开来自于具体的艺术活动，来自于对中国艺术现实的反应，不是人为操作和预先控制的产物或者是预先能够组织、制造的产物。因此，所谓通过文化行政手段来梳理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形象和价值观的思路，只能是一种国家文化的策略。这种国家文化的策略，应侧重在归纳和梳理，而不能够侧重在刻意的制造和推广。
最后，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的形成，我们要看到它的长期性、发展性和多样性。对于今天中国艺术来说，我们吸收了那么多西方的艺术流派、艺术媒介、艺术思想，包括我们吸收了那么多先进的展览运作、策划营销的模式，这种合和之后更重要的是能够再生，即如何能造血，自我造血。我曾多次提出中国当代艺术其实是在经历着合和与再生的重要过程。[18]这不仅指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也指西方现当代文化资源的整合。所以这种合和不是一个简单单方面外在的拼接，而是一种内在的化合。这个化合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同时，它应该展现更加广阔、更加丰富的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体验。所以它在价值样态上应该也必然是多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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