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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烈粗厚的笔触，画出扭曲的倒立物像，而凝结其中的则是埋藏在他内心深处那挥之不去的关于二战的恐怖记忆。上下颠倒、方向错乱，正是他对战后分裂的德国，由于社会解体造成的价值观瓦解、人性歪曲，所提出的反省和批判。画中的扭曲变形的形象，传达着艺术家对历史与社会现状的不满和讽刺，映射出人类的复杂处境。
虽然巴塞利茨的画大都是颠倒的，但画面的力量感十足。他采用表现主义的技法，通过形式上的强调，物象脱离了物象本身的束缚，使得色彩的冲击力得以提高，引发观者对色彩而不是对内容的关注。《拾穗者》（The Gleaner，1978年）与米勒作品同名，巴塞利茨却采用了与之截然不同的表现方式，暖色系的红与冷色系的蓝，再次形成一种对比：大红的色彩，如同星火燎原；蓝、白，起到平和稳定的缓和作用，黑、褐与墨绿色围绕着天空和倒置的人物，画面的处理上似乎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形象与其画面空间极不和谐，密封的空间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朝着形象压来，使人观之大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加上粗犷的笔触，形成了一种狂乱和压抑。巴塞利茨的画，是他童年记忆的一种召唤，是痛苦的战争烙印、是另一种生命的感怀。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巴塞利茨渐渐为世界所熟知，多次应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2003年，他的作品来到中国，在首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中获得最佳作品奖。
自2005年起，这位已近古稀之年的老艺术家开始了一个新的实验：重画自己早期的重要作品。不同的是，过去带着愤怒的激情而画，如今被赋予了一种新的面貌。1972年原作的《手指画—山雕》（Mountain Eagle）（250×180cm）到2005年重新创作的作品有300×250cm之大，山雕的颜色由阴郁的黑灰，变成了明快的红褐色，背景也由风云涌起变成了放射状的蓝色光点。第二稿很明显与第一稿不同，画幅更大，“光”被引入色彩之中，色彩在新作品中明亮起来，几乎是欢快的，一扫过去的阴霾，画面在光的闪动中产生了一种美感。这也是近年来巴塞利茨的作品的变化趋势——色彩趋于明快，画面走向纯净。新表现主义所强调的带情感去写生、用笔快速的特点，在这里被进一步强调，颇像中国的写意画，又有涂鸦倾向，反映了艺术家当前的心态，更是其人生的阅历在画面上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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