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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豪斯创始人格罗皮乌斯
它曾搜罗了一批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建筑师和设计师，它被视为现代主义设计的发源地，它的设计体系曾风靡全世界，尽管它只存在了短短14年。1933年，在当时的校长路德维希·密斯·范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勉力维持下寄居于柏林郊外一处电话机工厂改建成的校舍里的包豪斯，因被纳粹政府谴责为“非德国”的而被强制关闭。而在包豪斯建校90周年之际，它的继承者带着包豪斯的1000件作品重归柏林。
76年后
包豪斯重归柏林
包豪斯如今在另一种状况下重归柏林。包豪斯的学生和教师的1000件作品集结在马丁-格罗皮乌斯(Martin-Gropius-Bau)博物馆，这个名为“包豪斯：概念性模型”的展览是史上最大的对于包豪斯的回顾。展览地点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仅因为其建筑师(该博物馆以建筑师的名字命名)是包豪斯创始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的叔祖父，也因为其位置正处于柏林墙旁边和曾经的盖世太保总部不远处。
包豪斯的历史深深扎根于德国历史之中。学校建立于魏玛共和国将民主带入德国的1919年，而关闭于纳粹开始掌权的1933年。残存的包豪斯被分割为三个部分，两支在它的发源地魏玛和德绍——在铁幕政治之下的东德，另一支在西柏林。
这一次回顾和纪念活动恰逢柏林墙倒塌20周年和包豪斯创立90周年。但对于展览而言，并不一定大就是好，特别是当它被如此多的政治意蕴所牵绊。而今年已经有很多关于包豪斯的展览和纪念活动，相关的论文以及书籍更是汗牛充栋。这次又有啥新鲜的?
这次柏林的展览，由包豪斯的三个分支合作举办，今年11月，还将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展览。展览包括了经典的包豪斯作品——从马策尔·布罗威尔(Marcel Breuer)的金属家具，到赫伯特·拜耶(Herbert Bayer)的绘画以及在苏富比拍出36.1万美元的破纪录价格的玛丽安妮·布兰德(Marianne Brandt)的茶壶。
布罗威尔1926年设计的俱乐部椅
(并不那么)清晰的概念
“很多人对于包豪斯代表了什么有自己清晰的见解，但那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包豪斯柏林分部校长Annemarie Jaeggi说，“我们想向大家展示它在不同时期吸收了不同的概念并发展出不同的形态。”
这个(并不那么)“清晰”的关于包豪斯的概念属于1926年至1928年的时期，当时校舍刚搬迁到德绍。这一由格罗皮乌斯亲自设计的建筑是早期现代主义建筑的典范，其形象也在此后成为了包豪斯的标志。而其教师队伍中囊括了很多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和设计师：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还有保罗·克利(Paul Klee);拜耶教绘画，布罗威尔教家具设计，拉斯洛·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Nagy)教工业设计，奥斯卡·施莱默(Oskar Schlemmer)教表演，京塔·施托尔茨(Gunta Stlzl)教纺织，而格罗皮乌斯亲自教授建筑。格罗皮乌斯设计的冰川般优雅的校舍里装满了布罗威尔的闪闪发光的玻璃以及金属家具，并形成了无法磨灭的“包豪斯风格”，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这种风格迅速与“现代风格”密不可分了。
德绍时期技术层面的绚烂华丽虽然很诱人，但只是包豪斯的一个篇章，正如Jaeggi博士指出的那样。包豪斯在魏玛的早年时期因格罗皮乌斯和教师约翰内斯·伊滕(Johannes Itten)之间的权力斗争而蒙上了阴云，后者是后来非常流行的拜火教成员，对于本能的、精神上的发展创造力的方法非常着迷。学校的第一份宣言的封面上是利奥尼·费宁格(Lyonel Feininger)的一个古教堂的木刻作品，当时很多学生的作品具有原始的风格。柏林展览中的一件重要作品是布罗威尔在1921年草草砍出来的非洲木椅，还有施托尔茨手工编织的坐席。他们俩都是魏玛时期包豪斯的学生，而在德绍时期他们成了老师。
直到1923年，伊滕离开包豪斯，其继任者莫霍利-纳吉抵达，包豪斯学校才将自己重塑为一所现代主义的圣地。莫霍利-纳吉对于结构主义的兴趣点燃了教师及学生们创作的烈火，他们以“艺术和技术：新的统一”作为口号，并开始计划着搬到德绍。格罗皮乌斯在到德绍2年后退休。此次在柏林的回顾展还向大家展示了新的校长——共产主义建筑师汉斯·迈耶(Hannes Meyer)如何采用一种更为实用的哲学，鼓励学生为大众做设计。在家具工作坊里，金属和玻璃被胶合板代替，口号也变为“流行需要代替奢华”。
包豪斯在德绍的校舍是早期现代主义建筑的典范
包豪斯人
散落世界
2年后，密斯·范德罗代替了迈耶。尽管在任校长期间密斯·范德罗得花费很多时间与当地的纳粹搞好关系，他还是把自己关于“现代建筑”的思想灌输给了学校。此次柏林展览以1932年一位学生山胁巌(Iwao Yamawaki)的蒙太奇作品为结束，展示了纳粹践踏包豪斯校舍的图像。
1933年学校关闭后，包豪斯人纷纷逃离德国，记录与讲述包豪斯历史的战斗开始了。格罗皮乌斯占据了上风。作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他向几代美国建筑师灌输了他对于包豪斯的看法以及对于相关事件的视角，并于1938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包豪斯展览中更广泛地传播了自己的思想。而曾追随他的同事也纷纷做着同样的事情，布罗威尔在哈佛，阿尔伯斯在黑山学院然后是耶鲁，密斯在伊利诺伊科技学院，莫霍利-纳吉在芝加哥的新包豪斯。
而那些留在欧洲的包豪斯人多半没有那么幸运，其中很多在二战中及二战后不久死去。布兰德和迈耶等人则逐渐隐没于苏联的统治下，他们的设计思想被批判为“腐朽堕落”的。直到1960年代晚期，当东德以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重新开始认识到包豪斯的价值，大部分包豪斯人都已经退休或去世了。他们没有机会说出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格罗皮乌斯的描述直到现在都是最持久和流行的故事。
1996年包豪斯在魏玛和德绍的校舍被列入世界遗产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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