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艺术史上最短暂却又最激烈的艺术家之间的碰撞，非梵高和高更的“相爱相杀”莫属。这一场对决仅仅持续了62天，可是结局比之前的都要惨烈。
文森特·梵高1853年3月生于荷兰小镇津德尔特，1890年7月在法国瓦兹河畔自杀，年仅37岁。如果把普通人追求的爱情、事业、社会地位作为人生目标的话，梵高的人生之路可谓崎岖多艰，可他从未停止对艺术的追求。
文森特·梵高
1888年2月，35岁的梵高来到了艳阳高照的法国南部小镇阿尔。他狂热地投入到工作中，绘画技法也日趋成熟。这时，一个激动人心的构想在梵高的头脑中逐渐形成：组建“南方画院”！他认为，要想得到认可，仅靠自己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必须找到志同道合的同行才能轰轰烈烈地成就一番事业。他第一个想要邀请的同行就是保罗·高更。
高更生于1848年，比梵高年长5岁。其母是秘鲁的名门之后，这或许给了他一种追求野性与自由的基因。他很小就去做水手，还参加过海军，游历了海外很多地方。他曾经是一位十分成功的股票经纪人，拥有富足的生活和美满的家庭。之后他狂热地爱上了绘画，结识了毕沙罗、莫奈、塞尚等一大批印象派艺术家，还参加了印象派在巴黎举办的沙龙，并获得好评。1882年股票市场暴跌，高更决定辞去工作，抛家弃子，成了一名穷苦的职业画家。他不愿沿袭着印象派的老路，而是选择开拓自己的新风格。尽管他的艺术之路比梵高略为顺畅，不过由于画风过于前卫，作品也很少售出，因此生活变得愈发拮据。
保罗·高更
梵高是在巴黎时认识高更的。他十分钦佩对方的画风，特别是当他向高更展示自己的画作时，高更还特别称赞了其中的一幅《向日葵》，梵高因此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
梵高一方面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弟弟提奥，请求他出钱资助高更；另一方面则写信给高更，希望他支持自己的构想。其实高更从没把梵高看作是天才，梵高在信中毫不掩饰对他的崇拜，更使他自觉高人一等。此时的高更正为钱所困，比起“南方画院”的建议，他更加看重的是画商提奥的资助。尽管他在给梵高的回信中一口答应了对方的请求，可实际上却迟迟没有动身。
精神亢奋的梵高此时已经开始为新室友的到来而准备了。他们约定，作为合作的第一步，各寄一张《自画像》给对方，他们的缠斗也从此正式开始。
互赠画像惺惺相惜
这幅梵高寄给高更的自画像被他命名为《日本和尚》，现藏于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
梵高十分喜爱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的小说《菊子夫人》，他在书中一位东方和尚的生活中寻找到了共鸣——在大自然中冥想，远离尘世的喧嚣，崇尚简朴的物质生活……一切都与他的现状相符。于是梵高在这幅自画像中把自己设计成日本和尚，原本的蓝眼珠在画中也变成了东方人的棕色。
其实日本一直是梵高向往的国度。第一眼见到阿尔的风景时，他就迷恋上了这个地方，因为这里使他仿佛置身日本。正如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所说的：“这里的河水是绿色的，天空之蓝犹如日本木雕中的颜色……”与画友互换自画像，也是在仿效日本版画家们的习惯。而日本的浮世绘对于梵高的艺术影响更是空前巨大的。他曾在1888年7月15日的信中写到：“我的全部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基于日本艺术。”他甚至发明了一个新词——“日本趣味”。
作为回应，高更也给梵高赠送了一幅自画像，现藏于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
画中的高更阴郁地斜视着，表情中略带些“江湖气”，像是一个被流放的罪犯。其实，这正是高更刻意塑造的形象。在写给梵高的信中，他详细描述了此画的创意：“面部就像冉·阿让一样坚毅，褴褛的衣衫遮不住他内心的高尚、温柔与热情。红色的脸庞如发情期的动物，红眼圈代表了熔炉般的激情，灵感在呈现，隐喻像我们一样内心炙热的画家们。”
冉·阿让是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他经历过穷困潦倒，也体验过显赫富贵，历尽苦难却始终保持着一颗正直善良之心。高更以冉·阿让自比，还在自己签名的上方写下画的名字：《悲惨世界》（直译为《悲惨的人》）。这幅自画像以鲜花图案的墙纸为背景，好像是“少女的闺房”，被高更解释为“纯洁艺术”的象征。
梵高执意邀请高更组建“南方画院”，除了敬仰对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俩人在艺术观念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希望脱离印象派的窠臼，都喜欢不经调配的纯色，还同样喜爱日本的浮世绘艺术。例如在这幅自画像中，高更就吸取了浮世绘的“图案化风格”。
所谓“图案化风格”，简单来说，就是把现实中的风景、人物简洁化，剔除不必要的细节，以增强画面的装饰效果。“图案化”的高更自画像给人的感觉像是简笔画，过于单薄。不过，在高更、梵高看来，这也正是艺术发展的新方向。
布置住所满怀期待
为了迎接好友的到来，梵高以每月15法郎的价格租下了一套两层公寓。外墙是他最为钟爱的黄色，被他叫做“黄房子”。他还精心描绘了一幅小屋的油画，现也收藏在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里。
《黄房子》的艺术特色反映了日本浮世绘对梵高的影响。首先是在色彩方面，梵高运用了大量未经调配的纯色，色调以黄、蓝为主。他在信件中多次提到关于色彩的选择：“顺利完成工作的关键，就是要确定别把黄色和蓝色（颜料）用完了”；“鲜艳的黄房子……（衬托以）天空强烈的蓝色，才是我居住、呼吸、思考和作画的地方”；“硫黄色的阳光和钴蓝色的天空，仍然是最难把握的主题，也正是我时刻想要征服的难关。因为它是那么的美轮美奂。那一抹烈日下房子的黄色，再配上无与伦比的饱和到极致的蓝色呀！”。黄色和蓝色的组合，在梵高的作品中历来与“平静”“温暖”“进取”相关联，《黄房子》厚重的笔触，也许正反映出梵高期待和高更共同生活、创作的迫切心情。
其次，在构图方面，《黄房子》也受到了浮世绘艺术平面化构图的影响，明媚阳光下的建筑与人物居然失去了以往西方绘画中常见的阴影和立体感，变得平面化了。此外，传统的浮世绘艺术采用了类似中国山水画中的散点透视，这一点也被梵高借鉴了。他的画中不光没有光影，就连文艺复兴以来备受重视的透视法也不严格遵循，这使他画中人物的比例显得过大。
梵高对高更的到来充满了渴望，决定用自己最出色的作品来装饰高更的卧室。他想起在巴黎时高更曾称赞过他画的《向日葵》，就决定再画一幅，来取悦自己心目中的“导师”。
之前他画的向日葵都是被剪断放在桌上的，而这一次他要把它们放在花瓶里。花瓶中的15朵向日葵处于不同的花期，有的含苞欲放，有的花开烂漫，有的则籽实累累。梵高用不同的花期来象征人生的不同阶段，其中籽实代表了将要收获的成果。他把六朵成熟结籽的向日葵布置在画作中间的醒目位置，显然对他们的未来充满期许。
画作中依然找不到“影子”。背景和桌面运用了与主景相同的黄色，这在静物画历史上极为罕见。梵高运用了深浅不同的黄色（他最喜爱的颜色）来象征阳光和幸福。梵高总共画过12幅《向日葵》，而这一幅是他本人最为看重的，被他用以装饰高更的房间，更在日后成为了画家终身成就的“形象代言人”。
梵高在信中曾把向日葵称为“属于自己的花”，原因除了他喜爱黄色之外，还有宗教的象征寓意。梵高自小出生在一个新教牧师家庭，年轻时还做过牧师，“宗教情结”就如他对艺术的追求一样，根植于心。由于新教不鼓励“圣像膜拜”，梵高很少有宗教题材的人物画，而多采用隐喻与象征的方法。《圣经》里将耶稣基督称为“世界之光”，太阳自然就是耶稣的象征，追逐阳光的向日葵也就成为了“忠于信仰”的标志。梵高起初画了12朵向日葵，象征耶稣的12使徒（后来才加到15朵），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多次提到了这一象征含义。梵高为“南方画院”买来了12把椅子，希望能有更多的画家加入。12这个数字也暗含12使徒的宗教意味。而高更的椅子尤为特殊，是一把唯一带有扶手的核桃木座椅。梵高还为高更购买了一张核桃木的大床，竟然花费了150法郎，不知他要为此忍饥挨饿多少天。
共同作画矛盾显现
高更终于来了，这一天是1888年10月23日。起初，两人的相处还很和谐，精打细算的高更负责两人的财务管理，他们还自己做饭，节省了不少开支。梵高丝毫没有掩饰他对高更的敬仰与崇拜，热切盼望着高更能给他艺术上的启迪，而高更则渐渐把他的热情视作理所应当。然而，高更并不喜爱阿尔，他听不懂本地的普罗旺斯方言，觉得这里平凡而死气沉沉。他的梦想之地是充满原始野性的大洋中的小岛，阿尔只是他攒足体力和资金的中转站。
两人第一次共同作画的地点是阿里斯康墓地。梵高的画中有秋天的林荫道、路边摆放的古石棺、远处的工厂，还有道路尽头的一座教堂。据梵高讲，教堂原本是被树木所遮挡的，被他在画中移动了位置。前景的色彩是他主观感受得来的，其他都基本忠于现实。
高更认为梵高的这幅画对现实的改动力度不够，简直就是毫无创意地模仿。于是，他就像老师一样亲自做起了示范。他画的《阿里斯康墓地》更加抽象和图案化，删除了真实场景中的石棺和工厂，两排树也变成了一排，还加入了并不存在的一条小河和变形了的钟楼。
高更主张创作高于生活，要将自己头脑中的想象力和记忆元素天马行空地融入到画作之中。他时常一边拍着自己的脑袋，一边大声地对梵高吼道：“用你的头脑作画！”高更在《悲惨人生》（又名《葡萄园》）这幅画中，把葡萄园抽象为两个红色小丘，中间有两位布列塔尼少女在劳作，前景坐着一位哀怨的女子，边上站立着黑衣人。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梵高：黑衣人是哀怨女子未知的双胞姐妹，名字叫做“孤独”！。几句话把梵高感动得热泪盈眶，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而梵高在同一地点绘制的画作，还是依托于自然实景。
高更的绘画理论确实预示了未来艺术的发展方向，也影响了梵高。可他总是盛气凌人，交流起来总以批判梵高的作品为开端，原本就缺乏自信的梵高本能地展开反击，两人之间火药味道越来越浓。
苦闷中的梵高创作出了一组作品《椅子》，其中《梵高的椅子》和《高更的椅子》很鲜明地反映了两人的不和谐。
为节约开支，梵高给自己买了最为廉价的座椅，造型简单、材料朴实，体现了梵高崇尚简约自然的个性。画作的整体色调还是他心仪的蓝色和黄色，光线是白天明朗的阳光。椅子上面摆放了一只烟斗和一包打开的烟丝，这是梵高在孤独时用来麻痹自己的，反映了他落寞的心境。左侧背景中有一盆花芽初发的洋葱，象征着梵高对重新开始绘画事业的期许。
而高更的这一把扶手椅和梵高的相比可谓奢华，显示了高更在梵高心目中的领导地位。椅子上面摆放的书籍象征着高更的博学，一盏蜡烛更是把高更比喻为“指路明灯”。可蜡烛是倾斜着的，暗示了两人关系的不稳定。
梵高将此画的场景设定为夜晚，墙上是他专门为高更的到来所添置的煤气灯。梵高还一反常态地用蓝色画出了阴影，这是在他平静时期的画作中所没有的。椅子整体呈暗红色，背景则被涂成绿色，而这两种颜色都不是他喜欢的。他在给弟弟提奥讲解自己《夜间咖啡厅》一画时说过：“我试图用红与绿来表达人类可怕的激情……它会使人毁灭，失去理智甚至走向罪恶……如同魔鬼的熔炉一般。”《高更的椅子》中所使用的红色加绿色，也许正源于梵高潜意识中的不安定感，和对高更“人去椅空”的恐惧。
冲突升级惨然决裂
1888年阿尔的冬天阴冷异常，暴雨不断。无法外出写生的两位画家不得不缩在狭小的斗室里谈论艺术，而这加剧了两人的争执。高更随后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梵高与我完全不相为谋，在绘画上的观点尤为不同。对他欣赏的杜比尼、齐耶姆和‘伟大’的卢梭，我丝毫没有感觉。而我热爱的安格尔、拉斐尔和德加，他竟嗤之以鼻。为了平息争吵，我只得说：队长，您有理！”
特别是对保罗·塞尚的评价，两人意见完全相左。高更非常敬仰塞尚，在巴黎时曾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跟在塞尚的身后不停地恳求教诲。梵高也见过塞尚，他羞答答地把自己的作品拿给对方，希望获得有益的建议。塞尚默默地一张张仔细看过之后，结结巴巴地就说了一句话：“画这些画的人一定是个疯子！”这是梵高最害怕听到的，因为他的家族的确有精神病史，他父亲还计划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因此，就在高更大谈塞尚如何伟大之时，梵高断然喝道：塞尚是个骗子！
另一位两人为之争吵不休的是蒙提切利，以“厚涂法”而闻名。厚涂法在意大利语中也称“面团”，顾名思义就是用很厚的颜料涂抹在画布上，并在画布上形成鲜明的笔触。厚涂法对成就梵高的绘画技法至关重要，但高更在私信中就言明：“梵高尊崇蒙提切利的厚涂法，这种无序的走笔是我最为厌恶的。”
两个人始终吵闹不休，最后高更永远以“队长，您有理！”来试图结束冲突。这是一句流行歌曲的歌词，可偏巧梵高不喜欢流行音乐，于是两人又再为“队长，您有理！”而争吵。
高更提出要为梵高画一幅肖像，作为礼物送与提奥。其实他早生离意，计划在分手之前答谢对方。画的名字叫做《画向日葵的人》。
画中最为生动的是梵高持笔的右手。高更在晚年回忆梵高时，还专门提到过这双“白净而灵巧”的手。然而，梵高在第一眼看到这幅画时，脸上立即失去了笑容。他眉头紧锁，呼吸急促，一阵沉默后大声怒吼道：“这就是我？疯了的我吗？”于是两人又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冲突。
当天用晚膳时，两人面对面坐在餐桌前，沉默不语。梵高忽然抄起面前的酒杯向高更砸去，高更灵巧地闪开，但被泼了一身酒。他一个箭步抱住梵高，把他扶到房间睡下。第二天梵高醒来时对前一天发生了什么浑然不知，只记得好像冒犯过高更。高更讲了事情经过后，表示自己要离开阿尔。梵高眼看自己的计划就要落空，无数心血付之东流，就像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恳求高更留下。最终，在梵高反复的哭诉、哀求之下，高更才勉强答应暂留下来。
之后的时光变得死气沉沉，梵高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高更担心受到攻击而夜不能眠，经常在半梦半醒时突然见到梵高幽幽地立于自己床前，被吓出一身冷汗。高更在信中陈述了1888年12月23日的情况：“我出门后梵高追上我说：你沉默，那我也沉默。”15年后，高更旧事重提时，情节则做了改动:“……我转过身，看到梵高向我冲过来，手里握着一把剃刀。那一刻，我凝视他的眼神一定非常坚定有力，使他停下来，低着头，一会儿就转身走回屋里。”梵高回到房间之后就发生了众所皆知的惨剧：他割下了自己的左耳，又把它送给了本地妓院的一个女孩。
第二天，人们发现了他满身是血地晕倒在自己的房间，急忙把他送去医院。高更独自离开了阿尔，两人从此天各一方。
踽踽独行终至巅峰
梵高割耳后病情更加不稳，在周围人眼里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疯子。最终，大家联名向市长请求将他关进精神病收容所。他被关在收容所总计一年零八天，病情严重时甚至失去了作画的自由。其间，他曾经返回黄房子寻找被封存的画作，发现很多已经因雨季时房间漏水而被毁。厄运再一次将他打入谷底，可他仍然选择承受一切。在病情平稳时，他一面修复过去的作品，一面勤奋作画，完成了一百五十多幅油画和一百多幅素描。其中就有被后人奉为经典的《星夜》，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这幅画创作于1889年6月，当时梵高寄身于阿尔附近的圣雷米收容所，只能从带有铁栅栏的窗户眺望外面的景色。他曾画了多幅不同气候条件下的窗外风景写生，而《星夜》中的很多景物元素在那些图上根本找不到。也就是说，《星夜》的景色实际上不是看到的，它只存在于梵高的脑海中。梵高将一天中不同时段、不同天气的景物重叠整合，再加上自己的回忆与想象，最终完成此画。这种技巧不正是梵高曾经几度与高更争辩却又在暗中尝试的吗？可见他对高更依然存有敬仰之心。
《星夜》的下半部分是一座宁静的村舍，参差的房屋、零星的灯火、矗立的教堂、背景的丛林，这些应该源于画家对荷兰家乡的回忆。尽管受到自己大多数家族成员的嫌弃，遭遇挫折与委屈后的梵高还是止不住地想家了。《星夜》的上半部分是旋涡般流动的星空，全部出于梵高对自然的提炼和抽象，与下面的村舍一动一静相互呼应。画面左侧有一株丝柏，广植于地中海国家的陵墓之间，通常是死亡的象征。也许画家想通过丝柏（死亡）来将村舍（人间）和星空（天堂）连接在一起。
这幅梵高最着名的作品其实也集中反映了他的艺术特点。首先是受到浮世绘风格的影响。除了鲜艳的色彩和富于装饰性的构图之外，天空中流动的旋涡依稀带有一幅浮世绘代表作——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的影子。
其次，画中无论是村庄部分采用的短而直的线条，还是星空部分使用的长曲线，都运用了最为典型的厚涂法，笔触清晰，激情澎湃。关于这幅画，梵高在信中曾写到：“我要画一幅夜晚的丝柏树……在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了这幅作品：一个多星的夜晚，基督是蓝色的，天使是混杂的柠檬黄色。”这反映了梵高一以贯之的宗教情结。
1890年5月，梵高离开阿尔的收容所，搬到了法国北部瓦兹河畔的小镇欧韦。同年7月27日，瓦兹河畔的麦田里响起了一声沉闷的枪声——梵高冲自己的胸部开了一枪……人们很容易轻率地把梵高自杀的原因归结为“他疯了”，然而，从梵高自杀前一段时间与提奥的通信可知，此时提奥面临失业的威胁，新生儿又患重疾，经济状况严重恶化。通过牺牲自己来解脱弟弟，这也许才是有着圣徒之心的梵高自我了断的根本原因。而且，从他那幅深邃而唯美的《星夜》来看，在梵高的眼中，天堂有蓝色的基督，有柠檬黄色的天使，那么通过丝柏（死亡）抵达星空（天堂），又何尝不是理想的归宿。
梵高在世时无法得知《星夜》成了西方艺术经典的代表，毕竟他和高更一样，尽管卖出的画作寥寥，生活困苦，但他们并没有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而放弃艺术创新。从某种角度来讲，梵高与高更正是新艺术先驱的代表，他们为艺术献身，也为我们展示了艺术就是创造这一真谛。
（本文摘自《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姜松着，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本文文字由黑玛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