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 1907-1954）被公认为二十世纪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她在女性文化史上的地位，几乎形同偶像；她的自白告解式作品，充满了生理痛苦、屈辱及坚忍的象徵讯息，正符合了二十世纪末期各种个人异端邪说当道的局面。
卡罗于1907年生于墨西哥城郊，她父亲吉也摩·卡罗（Guillermo Kahlo），一名专业的摄影师，是从德国移民过来的犹太裔匋牙利人；她母亲提德·卡特隆（MatildeCalderon），则是西班牙人与印弟安土着混血的天主教徒。卡罗于1913年不幸得了小儿麻痹症後，卯开始了她一生必须与病魔、伤痛、开刀手术及疗养等一系列的生理痛苦挑战为伍。
弗里达·卡罗《自画像与荆棘项链和蜂鸟》(Self-Portrait with Thorn Necklace and Hummingbird, 1940)
弗里达·卡罗《自画像时光飞逝》(Self Portrait Time Flies ,1929)
弗里达·卡罗《迪艾哥与芙烈达》(Diego and frida, 1944)
在1922年到1925年间，她曾到墨西哥城的国立预备教育学校听课，还学过素描及石膏铸模的课程，并在学校大礼堂看过迪艾哥·里维拉（Diego Rivera）制作壁画，她曾于1925年，向雕刻家费南多·费南德斯（Fernando Fernandez）学过短期的版画，那年她在一次巴士意外事件中受重伤，使她长期卧病在床，也就在养病期间开始画起画来。
1928年她参加了墨西哥共产党，经由摄影家提娜·莫多蒂（Tina Modotti）的介绍，认识了里维拉，次年即与他成婚，1930年她访问旧金山时结识了美国名摄影家爱德华·维斯顿（Edward Weston），以後的三年她与里维拉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纽约与底特律等地。在1930年代初期，她的绘画作品是采取墨西哥教堂神圣的许愿图像形式与造形，并结合了一些象徵的元素及幻想，画面出现了相当残酷的景象，她作品的内容主要是她自已的画像，交织着她内心的感情世界以及墨西哥的政治生活。
弗里达·卡罗《张福兰屿我》(Fulang Chang and I, 1937)
弗里达·卡罗《我与我的鹦鹉》(Me and My Parrot, 1941)
1938年以间，法国超现实主义大师安德烈·布里东（Andre Breton），为卡罗在纽约朱利安·勒维画廊所举行的首次个展目录撰写介绍专文，他声称，卡罗的绘画作品可归类为超现实主义；次年她的作品在巴黎的雷诺·哥勒画廊展出。
卡罗在1939年与里维拉宣告仳离，但是在次年他俩又于旧金山再度结婚。1943年，她受聘回到墨西哥城新成立的国立绘画雕塑及版画学校任教。1940年间，尽管她的健康继续恶化，但始终从未中断过绘画创作，最後还是抵挡不住长期缠身的病魔，于1954年在她家乡去世，这座家乡的房子，于1958年变成了卡罗美术馆，以纪念她那一生令人动容的壮烈艺术生涯。
卡罗的作品乍眼一望，的确很像超现实主义画作，她那飘浮的奇怪造形，游走于内外的视角观点，夸张又奇特的物体尺寸，与达利及马格里特的绘画有一些类似。但是超现实主义艺术主要关心的是，以事物的转化，使之进入一进新奇又特异的状态，而致产生了一些联想，以导引出新的含意。
在一次访问中，虽然她接受别人称她是超现实主义画家的说法，不过却表示，她的超现实主义，基本上较善变而具幽默感，正如艺评家伯特兰·沃尔夫（Bertram Wolfe）所强调「当正统的超现实主义正关心着梦境、恶梦以及敏感的象徵时，卡罗的作品却是以急智与幽默来主导。」
1940年代她曾参与过许多超现实主义的联展，在大众的心目中，她的确与超现实主义有某些关联，而卡罗本身奇特的服装穿着，无论在纽约或是巴黎，均相当吸引超现实主义者的注意，尽管以西方的价值观言，卡罗所描绘的内容具有异国情调，而她却认为西方的超现实主义是先天腐化的表徵；这的确是相当讽剌的事。
卡罗有许多自己的肖像，最有名的是由依莫根·昆宁罕（Imogen Cunningham）在1930年拍摄成的，之後她的彩色肖像则是由尼古拉·穆瑞（NicholasMuray）于1938年所摄得。如果把她的摄影肖像与她的自画像做一对照，我们即可看得出她如何地处理她的形象：她加浓了她的眉毛并刻意强调其弧形的特点，同时还在鼻梁上将两边的浓眉连结在一起，而她的嘴则画得较短而丰满，并在上唇上方描出一根根的胡须来。
在天主教的文化中，女性的毛发总是是象徵性慾的危险地带，因而修女必须剪掉或剪短头发，上礼拜堂的女士必须戴帽或是遮上面纱。而卡罗精致装扮的发式及刻意强调面容上的毛发，可以说是她性慾主动的象徵安排，有几幅她的肖像作品显示，她正由几只猴子（即古代的慾望象徵动物）陪伴着，其他伴随她的尚有鹦鹉（在印度神话中，为卡玛〔Kama〕爱神的宠物）。有关她爱情生活中的境遇，均可在她自画像的发式上表露无遗。
或许也有人会把卡罗的自画像，与义大利及北欧的圣母许愿图像相比较，尤其是图像上所附加上的金翅雀、百合花、石榴、樱桃、柠檬以及其他动植物等，均象徵着圣母玛利亚与耶稣在未可能遭遇到的痛苦，而罗西提也曾在他的作品中描绘过此类早期的宗教图像，自然会让观者引起这方面的联想。如果我们把她的某些自画像一字排开来，可以呈现出更清晰的叙事图像，有如一连串特别的自传式展示。比方说，在她的《破碎的圆柱》(The Broken Column ,1944)、《希望之树》(Tree of Hope ,1946)及《绝望》(Without Hope, 1946年)作品中，她有如一名女演员，正在排演她自己惨痛的医疗遭遇剧本。
静物画中的性暗示
卡罗的静物作品带有一种浓烈而直率的特质，充满着性慾的暗示，她的寓言绝不会让人难以了解，而她的象徵符号通常也是直来直往，比方说，画中会包含一只鹦鹉以代表性爱，或是加上一只小鸽子做为和平的象徵。不过作品中较引人注意的，却是她描绘水果那种直切的造形；被切开来的水果，显露出种子及浑圆的形状，突出而红润的模样，令人自然联想到女性的生殖器管，而香蕉及蘑菇的外形就让人想起了男人的阴茎。这种以生物形态来做为引喻的手法，在超现实主义画派中被妥善运用过，像达利及唐盖均是此中田手。这类作品使观者感到焦虑，他们正面对着超越真实的激情物体，并把观者带进一种被压抑的层面或是下意识的性需求中，无疑地，这正是卡罗的意图，她这类画作表达较为出色，可以说是她所有作品中最具智慧的。
当代女性文化史家，对卡罗作品中的诉求表达，最感兴趣的乃是她艺术中的边际性。这种兴趣日益俱增，自有其产生的原因，由于艺术史及上层艺术评价的中心是在巴黎和纽约，而卡罗的艺术与墨西哥的艺术均处在这些主流势力之外，在大家陈述现代主义，需要挑选二十世纪比较重要的各地区代表性艺术时，卡罗的作品于这些夹缝裂口之间，自然显现出其强有力的潜能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卡罗的艺术刚好可以当做样板来支持二项论点：第一、必须对传统艺术史的美学予以根本修正，而这种传统艺术史已被主流控制的男性以及欧洲中心论的偏见所污染腐化；第二、以之做为较具民主观念及女性意识的代表人物，同时并称，她的艺术能包容民间的装饰应用艺术成分。然而有趣的是，也有人同时将卡罗视为结合上层艺术与应用艺术的榜样。(文章节录自新锐文创《美感典藏：近代艺术大师的致命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