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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城市： 上海-上海
展览时间： 2008-03-15～2008-04-06
开幕酒会： 2008-03-15 15：00
展览地点： 上海敦凰艺术中心
展览前言 幸福的劫数
记忆还是忘却？这是一个问题。李爽给出的答案是忘却，尽可能地忘却……艺术因此成为了一场关于忘却与驱魔的练习。
移居巴黎之前的生活在李爽的身上留有太多的伤痕，1957年她出生于北京，她的知识分子家庭在文革之中受到冲击；作为“星星画会”的成员之一，她参与了当年星星画展的各种活动，与王克平、马德升、毛栗子、曲磊磊、黄锐等人一起成为文革以后中国现代艺术的先驱人物。同一个时期，在文化先锋人士与民主运动分子汇聚的西单“民主墙”那里，她邂逅了法国外交官白天祥（Emmanuel Bellefroid），却因这段恋情受到审讯，在狱中关押近两年之久，“李爽事件”也随之成为了历史名词，因此拧开了中国人与外籍人士通婚的阀门。1983年7月，她得以获释，11月远赴法国巴黎，并且一直生活至今。
大约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李爽开始了新的系列创作，在这个新的系列中，一个肖似观音的女像被置于不同的情境之中进行反复地描画，在手法上则吸取了民俗画的表现语言，仿佛在宣告画家自己已然完全偏离西方范式中的“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航道，吸附到本土集体记忆的母体上，挖掘着属于自身的源泉。
事实上，就文化性而言，大多数出境的艺术家都会产生情感与心理的反弹，虽然从最为本质同时也是最为宽泛的意义上来说，人性总是相通的，然而，或许只有在到达西方之后，你才能真正地发现差异的存在及意义，这可能是众多在西方发展的艺术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中国符号”的内在动机，从另一方面看，这其中当然也包含了策略化，即运用他者庶可辩识的本族符号与形象，来彰显特殊的身份，来营建对话的可能性，进而参与到某种话语秩序里，制造更具时效性的艺术事端。
李爽的新系列也许同样可以被视为一种图式化的“中国符号”，一张“中国牌”，却显得封闭而内倾。对比于她所熟悉的那些活跃于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艺术家而言，这是一种显得既保守又孤僻的梦想，它仿佛只为完成自我的救赎。画中的女像端凝、清朗，有圆融会通之感，有证道的喜乐，这是一个全然脱离了现实层面的形像，向我们指认一种纯精神性的或者说纯理念化的东方女性。这个形像涤除了所有繁杂、粗砺、充满不安与险恶的现实感，恍然满盈于空幻而清明的状态里；不妨将之视为一个像李爽这样饱经沧桑和挫折的女人所期求的理想状态，而其实质仍然在于对东方本原之美的追摹与缅怀。这一顽念曾经出现于早期的作品之中，随着时光的流逝，梦想在盘旋升降的旋梯上重新浮现，但消褪了自传与自恋的色彩，画面中的那个少女已经演变成一个聚合着众生梦想的“圣像”。然而，这并非单纯的理想状态的描画，如果说画中的女像象征了平静与圆满，那么，画面中念珠般环绕着女像的数字则象征了劫数，标示出命运的坎坷，生命的苦痛，因缘的聚散，这些数字仿佛是一种抽象化的记忆与冥想，是一个人力图从更为浩瀚而神秘的时空意识中重新领悟一己的经历，重新解读自我，从而领悟生命的真相——就这个意义而言，这些作品仍然可以被视为自传性的，这个系列就像画了她自己的名字：“爽”字本身，在汉语中有双重含义，一指明朗、清亮、痛快，一指违背、差失。
从青春时代的反叛与实验，到中年对传统的不同向度的回归，仿佛构成了我们的艺术家的一种宿命。也许，女性的气质总是更为敏感地体验到了政治斗争与权力角逐的虚妄性，并且更为渴望追求那一份内心的超脱，昔日的努力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正如西尔维亚•阿加辛斯基在《时间的摆渡者》（“Le Passeur De Temps”）一书中所说的，“生活本身永远都是更加需要忘却，而不是记忆，要求建造纪念碑本身就是实现了要把记忆托付给物质的痕迹的愿望——这也是为了我们更好地从过去中解放出来。”对一个生命而言，来得最重要的正是，如何使自己变得平静下来，获得内心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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