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杰：徐震此次展览开幕之后到现在的这段时间里，我们陆陆续续听到很多针对作品的议论，有私下的也有公开的，包括网上的。尤其是长征内部的员工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甚至产生了一些比较情绪化的反应。为此“长征”的全体工作人员还就这次展览和作品举办了一个内部的讨论会，问题挺尖锐的。因为“长征”的工作人员比较多，身份背景也不一样。里面有一些是国内本土的员工，有一些是海归的员工，还有一些是国际（外籍）员工。那么他们对这个展览上作品（主要是《饥饿的苏丹》）的态度就很有意思，具体来说：国内员工基本上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海归员工的态度比较摇摆，就是很矛盾的骑墙派；而国际员工的问题就很大，在现场时心理受到很大冲击，比如看到有人很近距离地拍摄孩子身体的局部，有人拿着食物像逗动物园里的小动物那样逗孩子……这些情境对于一个西方背景的人来说是有很大问题的。焦点开始不外乎主要集中在人权上，第一个问题就是艺术家的权力到底有没有边界；第二个是母亲对孩子拥有的权力的问题；第三个是艺术机构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其他附着在里面的还有一些围绕这个话题引发的其他问题，比如肖像权、版权、性别（如果是男孩是不是意见就小一点儿？）等等，当时基本是围绕这些在谈，说到最后就是，那我们所理解的艺术到底是什么？艺术空间是什么？“长征”是什么？还有这个事儿说到底是卢杰的问题还是徐震的问题？还是我们大家都有问题？
秦思源：可能也是因为自身背景的原因，如果我不认识徐震，单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第一次看到“苏丹”那个作品，我也可能会觉得有问题，我觉得这是和西方人的某种道德观相联系的，而这种道德观其实是来自于很多历史的内疚感，比如西方国家财富积累过程中殖民或者剥削带来的负面问题，是直接和基督教的道德观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基本上每一个受过教育的或者中产阶级的西方人都会有一种源于基督教的道德意识，像对人权、剥削这些东西都很敏感。所以当一个西方人面对徐震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可能很自然地会去思考金钱与机构、权力、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会想到这里面是否存在剥削这样的关系。我开始多少也有这样的感觉，这其实是不动脑子，没有真正进入到作品语境里的一种表面反应，其实应该慢慢进入到作品语境里面去发现问题。这里面的东西挺绕的。
林天苗：我第一眼看见那个小孩儿是挺难受的，我不是从艺术的角度讲，而是从一种完全直觉的感受上。我以前作过三年的幼儿园老师，那个幼儿园里有各种肤色种族的孩子，我都接触过，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属于孩子的很敏感的东西，都一样的，我想这对于孩子来讲可能是一个问题，包括我自己也是个母亲，所以我看着孩子在现场表演了一会，真的是有点不忍心，然后我就从那个孩子的角度想，她长大以后会不会恨中国人，会不会恨她妈妈？因为如果这个表演只是开幕那一下午，我觉得也许不会对孩子产生什么身心的影响，但是半个多月的时间肯定会让她有很深刻的记忆，会对她产生某种影响的。但是从作品的角度我很喜欢徐震的这个作品。
卢杰：我们内部讨论的时候也曾说到类似的问题。像刚才思源说的，这些是一个道德感的问题，道德感它是一个尺度，而一旦存在尺度的话，（表演）一天都是不可以的，它是一种带有个人化的情感，一个尺度的问题，就是说可以不可以，跟几天没有关系的。
秦思源：有很多细节其实是我们这些只在有限时间里在现场看一会的人难以发觉的，所以长征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感受肯定比我们深，因为就像天苗说的，有些东西随着时间的积累会发生和变化，一天和一个月肯定不一样。
卢杰：对，所以我现在觉得其实应该让一个员工始终在现场工作，跟表演者是对等的一个关系。这种感受可能才是最完整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去进入现场，实际上是把一种很完整的东西碎片化了。
林天苗：那么艺术家的权力真的有那么大吗？画廊作为艺术机构的权力真的有这么大吗？这是一个疑问。从孩子的角度看，代价这么大，值得吗？我记得以前朱昱做《食人》那个作品的时候，就引起很大的争议，给我很大触动，因为我当时刚刚生完孩子，本能的无法接受，但并不是说那个作品不好，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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