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的行进 关于中国表现主义油画八人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20年来，有一批画家在探究绘画语言新的可能性，以表现性风格传达生命感受方面成效卓然。谢东明、闫平、王克举、贾涤非、王琨、段正渠、井士剑、任传文8位画家，他们正是这方面风格探求的代表性人物。

　　也许是一种巧合——8位画家都出生在1956年—1963年间。在那几年里，中国人经历了解冻的早春和随之而来的政治清算；“大跃进”的狂热与随之而来的全国性饥荒。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文化荒芜与改革开放带来的艺术复苏，使他们在成长期就习惯于比较、判断和思考。与成长于其他年代的人相比，这一代艺术家常常表现出与旷达相伴的沉重，早岁经历又使他们对艺术的爱好特别执著。在艺术上呈现的感情沉厚与形式自由，与他们艺术成长的背景有关。他们的前期作品与同辈画家相仿，有较多的叙事因素，后来转向表现性风格。这里着重讨论他们在绘画语言方面的表现。

　　谢东明画风酣畅有力，用古代书论的说法来形容，就是“风樯阵马，沉着痛快”。简括、突兀、开门见山的构图;时而行云流水，时而刀砍斧劈的笔触;饱满、响亮、厚重的颜色……他将关键性的绘画因素推向极致，对可有可无的“闲言语”则果断地丢弃。值得玩味的是他这种画法不但没有简化作品的精神内涵，反而使他笔下的人物、静物和自然具有神秘、多义的表情。

　　闫平以她的《母与子》系列引起美术界的注意，她对绘画性的追求，曾使许多美术家感到激奋。她以具有鲜明性格的笔触，创建出一个充满了不停变动的色彩与阳光的天地，使习惯于沉重的形式与压抑的情感的中国观众，感受到艺术与人性中欢快明朗的一面。近年她将视线转向传统戏曲演员的生活环境，那里的形态、动作、色彩、情感使她更加自由地施展表现性绘画手段。闫平的艺术展示了我们文化中不为人看重的开朗、自由和绚烂。

　　王克举近年的作品以风景为主，既有高远的山岳和林木，也有疏落的草卉与庄稼。评论家说他进行了一场“风格反叛运动”，这种“反叛”的目标是建构符合个人心性的绘画形式，而“反叛”的动力来自拥有无限生机的自然——在开阔野旷的地方对景写生，是他最喜欢的作画方式。他以这种方式亲近自然，享受艺术创造的乐趣。与大自然交流生成的激情，与构成、节奏、形、色、笔触一起在画面上生长。

　　贾涤非是中国表现性画家的领头人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以个性化风格挥写对生命和自然的想象。富于刺激性的色彩、繁密而流动的线条，构成难以捉摸的奇异场面——在那既“现实”又“超现实”的场面中，包含着他所说的“诗人心灵的震动和幻觉”。他的表现性语言和图式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但他表现生命在淳朴的自然或深奥的文化环境中显示的无穷活力，始终为后来者所难及。

　　段正渠以单纯而强烈的手法表现山乡男女的粗犷和率真，以及在粗犷率真中透露的丰富人情。在粗壮的线条、深重的背景和形象的简约等方面，他借鉴并发挥了卢奥的庄严与神秘，又以陕北高原的朴实温情改变了卢奥的阴沉和忧郁。在中国土地上，贫瘠的陕北高原是一块极具“表现性”的人文环境，段正渠所营造的形式系统与他所表现的人文环境，具有相同的气质和韵味。

　　说到王琨，就会想起王琨笔下的牦牛。我与牦牛、雪地都曾有过相当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所以能够有把握地说王琨画牦牛不仅得其形色，而且得其神气。“神气”的获得与画家的表现性形式不可分，那种不拘小节的浑朴，融合于浩渺天地的形体处理，既洒脱又拖沓的笔法……使“深入”和“完整”全成多余。而熟悉他的朋友很自然地由此联想到画家之为人处世。

　　井士剑是难以捉摸的——他的艺术给人留下各种对立的印象，严峻的深沉中会冒出玩世不恭的气泡，典雅的形式下可能深藏着嘲讽的冰层。但即使不同艺术信念的人，也很难轻易否定他的作品，因为他对现实人文环境有深入的思考，在绘画形式语言方面有过人的颖悟。在他对油画形、色、笔触、肌理的调遣中，可以想象这位艺术家在“存在于虚幻之间的漫步”(龚云表语)。

　　上世纪90年代初，初次登上画坛的任传文，以他深邃清新的作品感动了许多油画家。人们在他的画上“发现”了一个十分普通而又十分神奇的天地，那是现实和梦想相融相汇的境界，是“神与物化”的痕迹。物象的平凡与思致的缥缈，可以说是任传文创作的特点。而体现在画面上，平凡与缥缈都依仗恰当的形式存在，任传文所说的“纯化感觉，迹化感情”，正是对这一相反相成关系的概括。

　　由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中国油画》杂志社、雅昌企业集团联合主办的“绘画的行进·中国表现主义油画八人展”将于3月22日—31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参展画家为：谢东明、闫平、王克举、贾涤非、王琨、段正渠、井士剑、任传文（上文节选自水天中先生为展览所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