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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义现在已经不差钱了，舒群现在也已经功成名就。如果要忆苦思甜，他们肯定不能不说’85运动和他们开始发迹的北方群体；从“做人要厚道”着眼，他们最该铭记的恩主，应该是那时《美术》、《中国美术报》的编辑高名潞、陶咏白等人。
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舒群、王广义二人与高名潞是在何时认识的，但据现有资料可以推断，王广义和舒群至迟应在1986年3月以前就与高名潞有通信联系，高也知晓了舒群和北方群体的存在。有一封1986年3月6日王广义在北京写给舒群的一封信，谈到王广义与高名潞初次见面的情况：
昨日我到《美术》去了，见到了高名潞，将你的几篇稿子都留在他那儿了。名潞这个人非常好，年龄与我相近，可能略大三岁吧!他对我们的作品和你的文章很感兴趣，准备在近期刊用。名潞可能过段日子会给你写信的，我把你的详细地址留给他了。
高名潞告诉我前几日中国美协油画艺术艺委会召开学部委员会时，他把我上次寄给他的你的几张画和我的“极地”等作品在油画艺术委员会关于现代油画发展讨论会上，用幻灯放了。我们的作品放幻灯效果非常好，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关注和好评。名潞并介绍了我们的创作思想等。[1]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高名潞对北方艺术群体的文章和作品是欣赏的。他们之间还有点一见如故、一拍即合的感觉。与高名潞联系的成功，意味着北方艺术群体打通了与《美术》这个在当时拥有至上权威的美术刊物的关系，以至于后来王广义向舒群止不住抒发内心的激动说：“名潞将是我们人生中的最重要的朋友！这一点是有历史意义的！”[2]这封信也同时说明了，《美术》和《中国美术报》这些拥有特殊话语权的刊物之能报道北方艺术群体的活动和刊登他们的稿件，“不是依靠接受陌生投稿的手段，而是根据内部的传递关系。”[3]而这种关系是舒群、王广义踏破铁鞋寻求到的。事实证明，他们很快有了回报。
相对而言，在1985-1986年，“新具像”、“新野性”等所谓“直觉与生命流”群体分到的传播资源似乎无法与理性群体相比。作为新具像和西南艺术研究群体的主将，毛旭辉曾在写给高名潞的一封信中委婉地抱怨说：
高老师，我今天胡扯得太多了，您一定厌倦了吧！我主要觉得当今中国的评论家对涉及这类问题的绘画研究和关注不够。除了在您的“’85运动”的报告中有所提及，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文章。而我总感到这是一个欠缺，中国的现代绘画是多元发展的，肯定一种东西，忽略一种东西都会造成艺术发展的不平衡。而像我一类的画家也无法在理论上作出更大的努力，这正是一个苦恼。我们都盼望您和您一样有见地的理论家来解决这样的问题。[4]
新具像群体是从云南诞生的，最先通过中国美协云南分会的会刊《云南美术通讯》在内部传播。当然，他们也一直在寻求开拓更大的媒体传播空间。在上面提到的这封毛旭辉从珠海会议回来后写给高名潞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的一系列打算和期待从全国有影响的美术传播媒介得到帮助的愿望：
我们打算在今年9月底或10月初在昆明举行画展和座谈会、讨论会之类的活动。然后继续在四川、贵阳搞。届时还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和帮助。……回来后，我给《中国美术报》张蔷老师寄去“绘画群体的情况表”，由于此表太简单，我就另书写了一份较全面的关于“新具像画展”的情况及今后的打算，就此也给您寄一份来。[5]
毛旭辉等希望从《美术》杂志编辑高名潞那里得到的“支持和帮助”是不言而喻的。在高名潞执编的《美术》1986年第11期开设的“青年艺术家群体”专栏中，终于集中传播了一次直觉与生命流群体的活动情况。其中所发毛旭辉《云南·上海〈新具象画展〉及其发展》一文，从内容上看，大约就是他寄给高名潞的那一份东西。不过，总的说来，在’85运动闹得最响亮的时期，直觉群体较理性群体进入《美术》的传播渠道显得姗姗来迟，分得的传播资源也较有限。直到理性群体的地位已经被牢固树立起来、美术界早已对它启动反思的1987年后，这个状况才得到改变。
无论如何，’85运动的媒体叙事确实是靠以“两刊一报”、《美术》为代表的美术报刊据其各自的话语平台构建起来的。它们的传播话语不断影响着人们对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某些事实的看法。王广义等北方群体成员最不该忘记的，是《中国美术报》，因为它首先开创了这种叙事。王志亮指出：“直到1985年11月份，‘北方艺术群体’的影响力也没有超出边缘性区域。……之后，我们才能看到众多媒体对‘北方艺术群体’的报道，特别是北京《美术》杂志和《中国美术报》两份刊物。”[6]虽然王志亮有把报纸说成刊物的疏忽，但他的确说出了《美术》杂志和《中国美术报》对宣传北方艺术群体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王志亮还就《中国美术报》上刊发舒群《北方艺术群体的精神》进行了这样的分析：“《中国美术报》第18期印发于1985年11月23日，稿件必定是在11月23日之前就已经寄到编辑部。想必在这之前，‘北方艺术群体’已经建立了与北京核心艺术传媒的亲密关系。”就现已掌握的资料来看，高名潞与陶咏白这两位分别供职于《美术》和《中国美术报》的编辑对在各自供职的刊物上推介北方艺术群体起了直接作用。我们可以知道王广义与高名潞初次见面的时间是在1986年3月5日，但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什么时候与陶咏白见了第一面。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推断，王广义、舒群应该在较早时间就与他们有过通信联系，并得到过他们的鼓励。就在1986年3月6日王广义从北京写给舒群的那封信中，王广义谈了与高名潞见面的情况后，接着谈到：
陶咏白处昨日去她不在，明日我再去，估计情况一定会很好的，过些日子，把具体情况告诉你。到珠海后一并回信，
……
今晚六点我到了陶咏白家，遇到了她，与她谈得很高兴。你那篇《风起云涌的群体思潮》一文，咏白说她准备给你用，并让我转告你不要急。
这次我送稿子来，咏白很满意，准备在近五期左右刊用，并发用我们几人的照片。
咏白说，林薇的画照得不清楚，没法制版，你写信让她重新拍一次。多拍几张，由陶自己选用。力勤的画反转片不能用，得用照片，这样好制版。你想办法近期给力勤打个长途，让他速寄来那两张作品的黑白或彩色照片，切切！！！
陶咏白说，林薇和力勤的画一定要在25号之前寄到她那里，晚了的话，影响发稿。
另外，陶咏白很想每期都要一本《北方文学》和《外国小说选刊》，望你每期都给陶咏白寄去吧，切切！！不要忘记！！！[7]
显然，这是一封一天中写于两个时间段的信。联系上下文，我们不难看出，王广义此番赴京，具体任务是送稿，潜在目的为了巩固和进一步疏通与“北京核心艺术传媒”的关系。他在一天中不辞劳苦地奔走，先后登临高名潞和陶咏白之门。虽然第二天才见到陶咏白，但“与她谈得很高兴”。而在《中国美术报》的上下编务人员中，支持新潮美术的大有人在，其中就有《美术》杂志的前编辑栗宪庭。这些因素容易使人对这两家核心美术传媒的关系发生猜想。其实不用猜想，只要回忆大势，就知道那时的美术报刊之间的关系了，《美术思潮》主编彭德说：“现在很多刊物与刊物之间有一种竞争关系；我们那时候的刊物都是同志同仁的关系，是互相支持的关系。”[8]这样，我们就实在难以说，在1985年11月《中国美术报》呈规模地推出北方艺术群体之时，《美术》杂志能够完全置身事外。原因只可能是，不管高名潞（还有唐庆年、王小箭）怀着怎样的发稿愿望，他们都只能等待时机，因为《美术》杂志跟“两刊一报”相比，还有它不言自明的特殊性。
王志亮指出：“我们要严格区分事件发生时间和事件传播时间的区别。事件发生时间非常容易确定，但是它丝毫没有意义，就像语言的私人性一样，它不进入公共领域，就不能产生意义，所以我们要强调历史发展过程的事件传播的时间。”[9]进一步说，我们还得强调这些事件发生出传播效应的时间。而这种效应的发生，并不能坐等其成，在一定情况下，还得靠传播者主动出击，催化出它所希望得到的传播效应。波普艺术有一个座右铭叫做“重复就是力量”，我们都知道，王广义后来正是依靠波普艺术把自己的人生推到登峰造极的。其实，还没有等到“政治波普”时期，他，以及北方艺术群体的成员们，已经把重复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当然，与传播媒介两心相悦的沟通是自不待言的了。这时，我们再来看王广义的艺术生涯，不免会觉得，那整个就是一种地道的“波普”生涯。到了1990年代，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明白了这个诀窍后，王广义已早早地走到了他们的前面。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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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名潞主编：《’85美术运动》（02）《历史资料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2]王广义1986年6月9日《给舒群的信》，同①，第60页。
[3]王志亮：《话语权力在运动中(上)——“八五美术新潮”中的“理性主义绘画”》，《画刊》，2008年第4期，第53页。
[4]毛旭辉1986年9月9日《给高名潞的信》，高名潞主编：《’85美术运动》（02）《历史资料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页。
[5]高名潞主编：《’85美术运动》（02）《历史资料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页。
[6]王志亮：《话语权力在运动中(上)——“八五美术新潮”中的“理性主义绘画”》，《画刊》，2008年第4期，第51页。
[7]高名潞主编：《’85美术运动》（02）《历史资料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8]《何香凝美术馆第三届学术论坛——中国当代艺术生态考察》：黄专：《第二单元·艺术传媒》，2007/04/20，《画刊》2007年第7期，第22页。
[9]王志亮：《话语权力在运动中(上)——“八五美术新潮”中的“理性主义绘画”》，《画刊》2008年第4期，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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