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玺印，肇端于殷商，茂于东周，而成熟于两汉。元明之际王冕、文彭已开“文人篆印”之风，吾丘衍《学古篇》印论的学术总结当是印章成熟的标志。清代金石学的兴盛，更将印章的创作和学术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但是，真正“自觉”将玺印系统地放在“文化”的视野中来审视、考察与研究，大概要到20世纪20年代，以罗福颐的《古玺汇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等为代表。最近，徐畅先生的专著《先秦玺印图说》（以下简称《图说》）是一部融先秦玺印史、考证、文化阐释以及古文字流变为一体的印学专著。
该著将先秦玺印进行分类、考证源流，从典章制度、经济、哲学、军事等几十个方面进行文化性的阐述、纵横剖析，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开创性意义，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系统性。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往往表现出“非系统性”的特点，多为感悟、语录式的承载方式。这显然不利于文艺理论的独立和现代学术体系的构建。特别是书画理论，更多的是诗意性的评论和感悟式的审美体验。印论多以印说、印话、论印诗词等方式存在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之中。显然，这不但不能适应现代印学研究的要求，也难以描述玺印存在的历史史实和印学研究向更深、更广、系统的目标发展。这部《图说》是一部系统性的研究先秦玺印的学术专著。他将先秦玺印分成滥觞篇、起始篇等30个独立篇目，各篇目之间又互为联系、照应，联属一体，不但运用和吸收了最新的出土资料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将玺印的系统化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填补了先秦玺印研究的空白。
二是文化性。书法篆刻的“非系统性”，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构成独自的学术体系、缜密的思维结构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任何文艺种类缺少“思想性”一定是非主流的文艺，而不能对社会产生更多的影响和作用。传统的印学，其发展历史虽然已500多年，但其印论多止于“以印说印”、“借印说印”，难以宏达、深广，这不但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存在，更难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整体性”相一致，也不利于现代印学的学科建构。因此，玺印的“文化性”一定是印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当然，这种研究的高度和深度，也和现代学术的发展以及大量先秦史料、实物的新发现为前提。这部《图说》最大的贡献是将先秦玺印放在“文化”的视野中来观察，与政治、经济、哲学、军事等十几个领域相关联，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显然是从传统的印学研究向“文化性”研究的方面拓展，大大开拓了印学研究的广阔空间。如“以印证史”，由于先秦历史文献的阙如，《图说》依靠已有的先秦玺印文字，推演出当时的社会生产现状和历史事实，以达到“以印补史”的目的。
三是“正篆”性。我们知道，在现代篆刻和篆书创作中，存在“用篆和释篆”等问题。小篆有《说文解字》查考，在篆字上还比较好处理，但是对于大篆的“用篆”就没有这么方便。所以，创作大篆书法和先秦古玺印对当今书坛特别是年轻书家、篆刻家就比较麻烦，也出现过大量的讹错。此事似小，其实很大。如果说当今书坛在传统文化性上存在着严重不足的话，那么这种“用篆”舛误、随意、缺少深厚古文字知识积淀的状况，就是这种缺失的具体体现。这部《图说》专著在全面介绍玺印的起源和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各个领域知识的同时，更对先秦玺印的出土情况、存在方式、印文考释、文字演变以及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从根本上解决了“印文”的用字问题，对“正篆”起到了非常大的现实作用。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图说》将越发显现出独特的现实意义和文化、艺术价值。
四是“二重证据法”。如果说，以上“三性”是这部专著特有个性的话，那么，他的研究方法更具有现代性和科学性。他采用传统研究方法与“二重证据法”相结合的新尝试。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将玺印、封泥与古文献相对勘是古玺印研究的重要途径”、“玺印和文献资料、汉画像砖相印证，也是玺印断代的重要方法。”王国维在上世纪初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方法，被现代学者充分肯定和广泛运用。我们知道，中国史学传统和西方史学有很大的不同，它更少神话色彩，因此，中国的史学从主体上来看是一部“信史”，因此，传统学术研究多采用“以史证史”、“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导致“考古学”极不发达，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直到“殷商发掘”才开始。所以，由地下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是传统方法论的突破。《图说》很好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充分利用和发挥了近代以来的大量考古发现和最新学术成果，使其在印学研究方面更具方法论的价值。
《先秦玺印图说》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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