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神家园：在法国时我没考虑前途
南都周刊：你觉得是法国收留了你，在28年之后，你觉得进入了法国的主流社会，法国是你的精神家园。但是，1980年，当你到达法国的第二天，你就开始打工……
严培明：是的。第一天在巴黎，阳光灿烂，第二天，美梦结束了，我被送去打工，从此开始将近十年的边打工边画画的生活。第一份工是做男士皮包，他们给我一块皮料，我要把好的那面放到前面，同时琢磨出如何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块料。后来，朋友介绍我去第戎打工，在一家叫做青龙饭店的中国餐馆，从最累最脏的洗碗打杂开始，做到跑堂。我现在还记得那餐馆的布局，左四排，右三排??客满的话可以坐100个人呢。八年半的时间里我白天上学、画画，晚上6点到12点在这里打工。
南都周刊：出国前你基本没有参加过什么体力劳动，在餐厅打工觉得压抑吗？
严培明：那是一家台湾人开的店，那家的孩子特别瞧不上大陆去的人，经常教训我……但是，让我养成了不少好的习惯，比如从不迟到。
南都周刊：一直到1991年在蓬皮杜展出画作之后你才开始有能力不再靠打工谋生，这十年中间，有没有过对前途的焦虑？
严培明：完全没有过。为什么要考虑到前途呢？有人为了所谓的前途放弃或牺牲自己最喜爱的事情，比如那个码头工人为了36元钱的前途放弃了一生，有什么意义？现在社会用金钱去衡量一切，其实很可悲。我一直都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画画是我的一切，我活着就是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是一个很孤独的人。我喜欢孤独，喜欢一个人默默地做。同时我忍耐性很强。有时明知别人在欺负我，明知我错过了某种机遇，我也会“咽”下去。因为对我来说，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我的作品才是我存在的意义。
宣纸是垃圾：我没有中国情结
南都周刊：刚才看见你将三层宣纸垫在下面，上面铺一层一般用来做旗帜的尼龙绸材料，然后将黑墨水倒进清水里，用大毛刷作画。你处处否认自己受到中国传统书画的影响，但你明明了解宣纸的吸水性能，同时你的方式也很有泼墨的风格……
严培明：我从来不在宣纸上作画，这些垫在下面的宣纸用过之后就会当垃圾扔掉。(旁边的助手补充：收垃圾的人其实都还不愿意收，我们反过来给他200元他才把废纸扛下去。)我用的颜料也不是墨，而是染料。刚才那种把清水混色，然后泼到画布上的做法，我认为是平涂而非泼墨，我宁愿把这张画叫做水彩而非水墨。
南都周刊：其实，承认中国传统书画跟你的作品的关联是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你的作品主要采取黑白两色，你为什么在各种媒体上都坚决拒绝呢？
严培明：我做的是艺术，不能因为我是中国人，就一定要跟水墨有关系。
南都周刊：你曾经跟随闸北六中的美术老师徐家晔学画。那时你学习了什么？
严培明：我们那时主要是临摹各种宣传画。拿回学校，就到处贴，给学校省了一笔买画的钱。
南都周刊：你后来作画，对大尺寸的偏爱是否跟这段经历有关？
严培明：大概是吧。大字报都很大嘛。大尺寸的作品给人的视觉冲击是巨大的。
南都周刊：你最喜欢的视觉作品是？
严培明：我那时很喜欢各种连环画，最喜欢的是水浒、三国演义之类的东西。
南都周刊：后来你在蓬皮杜第一次参加展出的作品就叫做“好汉”。
严培明：是的。我画的是四个人头。那是1991年伊拉克战争时期。有四个美国飞行员被伊拉克士兵抓住了。这四人，对伊拉克政府来讲，是入侵者，对“自由世界”来讲，是英雄。这很像水浒里面的豪杰。对政府来说，他们是土匪、劫贼，对草根百姓来说，他们是好汉。因此，我给这组画起的题目是Brigand，这个词在英语和法语里面既有好汉也有强盗的意思。
南都周刊：1987年，你展出了第一张毛泽东肖像，给这次展览，你起的题目是《通过他的历史我的故事刚开始》。
严培明：毛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我跟国内九十年代的政治波普不是一回事。我不是用戏讽的漫画的方式来表达毛的。我1980年离开中国，过后对“文革”的反思之类的运动对我没有影响。我对毛的印象固定在了那个时刻。我刻画的毛总是正面的，展现其巨大力量的。这也跟我直截了当的个性有关。我做不了那种巧妙的讽刺的作品。
力量之源：悲剧给人以最大的想象
南都周刊：你曾经谈到对你的艺术影响最大的艺术家是毕加索和德库宁。德库宁的画跟你的笔触很相似，但他的色彩十分丰富，其中也不乏乐观活泼的作品，而你的作品，几乎都十分压抑阴暗。
严培明：我自己对悲惨世界比较感兴趣。你看所有艺术中，无论电影、小说，都是其中悲剧性的东西最吸引人打动人。幸福总是转瞬即逝的。你看西方的媒体报道，头条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了。
南都周刊：对，欧洲的媒体，比如BBC，都是有报道阴暗悲惨的事件的嗜好的。
严培明：这跟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个性也有关系。我个人是宽厚老实的，对人生充满同情，我不喜欢表达好人好事。我喜欢关注那些被大家遗忘或忽视的人物。
南都周刊：这可能跟你草根出身的经历有关。
严培明：我对这个社会是没有多少留恋的。我不是歌功颂德型的画家。我相信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悲剧结尾。而悲剧可以留给人最大的想象空间。现在我在为北京的这个展览做34幅儿童的画像，如果我画一个漂亮的微笑的孩子，与画一个被害的孩子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后者，人们会立刻开始思考，会产生去探究人物背后的故事和遭遇的愿望。欢乐的故事大家一笑而过，悲惨的故事人们都会记住。我的作品的力量在于其独特的语言风格，更在于其中对于人生悲惨实质的表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