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版碟40元一张，盗版碟3块一张。前者你必须再多花几块钱停车费才能在专卖店买到，后者可以在穿着拖鞋散步的小区里买到，可以在吃早点的小摊边买到，除了封套印刷差强人意，其他似乎一模一样。你会买?正版还是盗版?这不是一个无聊的选择题，我是想说明“山寨”是我们当今社会的一种常态，很少有人能拒绝它，甚至是没有人能够回避它。
“山寨”之所以大行其道，关键中的关键自然是价格问题，当然还包括便捷和面子。至于是否侵权、如何依法追究责任，那不是自己的事。究竟是打造品牌还是效仿山寨做法而抢得市场先机，这是生产商考虑的事情。老百姓只对怎么样花最少的钱买到功能多到用不了而且一万年不会坏的东西感兴趣，只关心自己的钱袋子和是否方便。往深了说，即便不是“贪小”作祟，老百姓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和判断力知道刚刚买来的电子产品是不是山寨的，或者涉及山寨，因为他们无从判断产品的哪些核心技术具有卓越品质，至于核心技术是否享有专利或者依法获得专利转让更是天知道。
山寨产品的盛行引起了两方面的思考：一是人们的道德底线在何处?二是服务和传播还有多少不足需要弥补?在美术界，创作中的抄袭、挪用和剽窃早已见怪不怪，出版中以所谓的国际刊号、假书号打擦边球的合作出版屡见不鲜。很多自认为屈才的艺术家因为不满于官方机构，自办画院，再把画院的名字尽量往国办画院“靠一靠”，自封院长或者什么比较好听的职务，让本身就弄不清楚的老百姓越发糊涂。这与山寨现象的“带头大哥”——山寨手机、山寨笔记本、山寨家电在概念、形制和生存条件上如出一辙。如果说创作、出版的山寨现象涉及著作权保护、出版管理条例等法律的高压线，那么，山寨画院经过工商或者民政部门的注册登记后，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这个山寨又如何评判呢?
山寨画院实际上是民办画院的“进化”说法，民办画院只有优劣的问题，而山寨画院不仅包括了优劣还包括了真假。山寨是一个模糊的流行词汇，不是确切的事实界定，它不代表劣质，不是草率、不严谨的代名词。“山寨”最贴近的词是“模仿”，例如山寨手机就是对品牌手机的模仿，山寨春晚就是对央视春晚的模仿，山寨明星就是对真实明星的模仿，以此类推，山寨画院就是对国办画院的模仿，准确地说是对品牌的模仿。
中国国家画院原名叫中国画研究院，个人或者私有机构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注册为“国家书画院”“中国书画研究院”以及被弃用的“中国画研究院”，而老百姓看不懂这两者多一个少一个字或新与旧所产生的天壤之别。和前面提到的电子产品的核心技术一样，他们同样不懂“国家画院”和 “国家书画院”的区别。如是，设想个人或者私有机构注册到“国家书画院”的名号后，唬人多么容易。倘若被看成国家画院或者理解成国家的画院，进而售出艺术品、引来投资，这就达到了当初山寨期望的效果。但是，唬人和骗人是不一样的，很多山寨高手深谙其中道理。
民办画院为什么要模仿国家品牌画院的名头，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无非是想唬人捞钱。实际上，山寨画院现象流行已久，它有着深深的草根烙印，它以门槛低、效率高、服务意识强为竞争手段，游走在艺术家与普罗大众之间。在某种意义上，民办画院是国办画院的有效补充，他们的用人、资金募集、发动和组织大规模艺术活动等新的方法完全可以反作用于国办画院。当然，民办画院为了筹措资金、追逐利益，也在成倍地放大国办画院走穴、以写生的名义游山玩水、大量炮制应酬作品等等陋习。但是，为什么很多单位、企业家、个人趋之若鹜地为这些陋习埋单?这是否意味着，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处在草创期的当下，民办画院的遍地开花不仅合理，而且为非常巨大的市场空间做出了贡献?
民办画院披上国办名头的外衣，有山寨之嫌，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低劣艺术品的制造者，并不意味着它们办的活动很“江湖”，就像谁也保证不了国办画院画家的作品质量一样。自主创新的支持以及质量的提升，民办画院渐渐让我们见识到了民办的魅力：比如众人拾柴火焰高般的团结，比如在画院经营方面的灵活。或许正是民办画院这样的表现，很多国办画院对民办画院的态度耐人寻味，它们一边数落着民办画院的诸多不是，另一边却在与民办画院“分享”市场。
山寨画院和山寨电子产品不同，它只是模仿了品牌，名头大到比国办画院还官方的程度，混淆的名字让人头疼而已。在人们对山寨画院的是非态度模棱两可的时候，山寨画院却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上个世纪的最后十来年，民营资本开始介入一些社会团体。艺术家、影响力、利润等看上去很有说服力的字眼开始流行，到了2004年前后，民办画院的出现达到高潮。这几年，经过大浪淘沙般的筛选后，一些真正资本雄厚和自我造血极强的民办画院已经毫不客气地瓜分了中国艺术市场的版图，而且，它们正有步骤地进军网上销售和文化创意产业。因为对自我造血功能的渴求，所以表现为对市场反应的迅速，自主创新在民办画院面前不能仅仅是一句口号，它还必须是一个严肃的事实——没有“皇粮”吃的民办画院一旦不被大众消费者接受，占领不了市场，那么，它就必须接受优胜劣汰的现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