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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轩简介：1947年生，又名艾圭圭，浙江金华人。1967年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1967-1973年在河北蔚县西合营劳动四年。1973年分配至成都军区文化部创作组任美术创作员。1984年进入北京画院油画创作室。历任成都军区文化部创作员，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北京市高级艺术职称评委。1977年油画《三军过后尽开颜》参加建军50周年全国美术展览；1981年油画《有志者》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获银奖；1985年油画《若尔盖冻土带》为中国美术馆收藏；1986年油画《她走了，没说什么》参加在法国举办的第18届海滨——卡涅国际美术展览并获荣誉奖，油画《雪》参加第二届亚洲美术展览，被日本福冈美术馆收藏；1989年油画《孩子》入选摩洛哥蒙特卡罗国际美术大展；1997年油画《就让风把歌声吹散》、《又清又冷的空气》入选《中国油画肖像百年展》；1999年油画《晨雾渐渐散去》入选《中国美术百年》；2004年作品入编《中国油画十家》；2005、2006年参加中国写实画会展；2008年参加迎奥运世界著名华人美术家作品展。
《融雪的三月》油画
屈波（以下简称屈）：艾先生，能请您首先谈谈您的军旅生涯吗？
艾轩（以下简称艾）：我是1973年参军的，参军之后原本把我分在创作组，后来要把我分到西藏军区歌舞团，但因为我想搞创作，就没去。由于方振科长一直帮我呼吁，一年之后我最终留在了成都军区创作组。如果当初去了西藏就没有我今天在美术创作上的成就了，所以我很感谢方科长。从1973年到1984年我在成都军区待了11年。
屈：您当初为什么选择参军呢？
艾：不是选择，是分配到部队的。我没想到我能参军，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能分到军区我感到很荣幸。
屈：在部队的这段时间里，有哪些事是让您难忘的？
艾：我觉得成都军区的氛围比较好，挺宽松的，不像我在知青生活那段时间经常有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没有什么压力，而且让我画画。不管画什么，画遗像也好，画革命历史题材也好，总之是让我画画，我感觉很安逸。我当时的任务很多，对越自卫反击战时还到了前线去。
屈：当时身边朋友有没有对您影响特别大的？
艾：影响大的就是方老，方老力主我留在创作组，我很感激方老。还有何孔德，他来过成都军区好多次，还带我们到草地去写生，也曾把我们调到北京搞创作。一个方振、一个何孔德都是对我影响很大的。
屈：部队这段经历跟您以后到北京的创作有没有什么关系？
艾：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在部队这段主要是有一种好的绘画状态，包括1973年我在招待所住着的时候，因为我屋子里有四张床，每天要换三个人，我就给他们画像，画了一百八十多张素描，我的素描也就有了很大的长进。当然就绘画思维来说，我并不是受益于成都军区。我的绘画思维是和后来四川美院的一帮人在一块，如王川、何多苓、罗中立等，跟他们在一起我的绘画思维得到了提升。在成都军区的最后两年我就开始试探自己艺术方面自我体现的实验，后来去了北京画院。
屈：您的创作跟创作班有关系吗？
艾：我没有参加创作班。他们写个条子让我到四川美院去进修，四川美院不让我学。尽管在四川美院那一个月我没有画画，但跟何多他们在一块学到了很多东西，天天跟他们聊天，回到成都以后，我的创作思维就有很大的改观，马上就不一样了，特别怪。当然了，这是厚积薄发嘛，跟何孔德老师的栽培有关系，跟张文源老师的不断的耳濡目染也有关，当然首先是方老的关心了。方老由着我，画什么都行。
《有志者》
屈：您回到北京画院这20多年来的大部分创作题材都跟藏区有关了？
艾：跟藏区有关系是从成都军区就开始的。我到了军区创作组以后，1974年的6月就去了阿坝，那是我第一次去藏区，以后又陆陆续续去了20多次。这样我就对西藏和阿坝、甘孜这些地方有了很深的体会，这对以后的创作是有好处的，直到今天这个好处都还在延续。这点我还是很念成都军区的好。
屈：对您这些作品的评价还是很有分歧，有人说，您表现了西藏的风情。也有人说，您是“借景抒怀”，通过那置于雪域与莽原的藏族姑娘、汉子或儿童，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追索和感悟。您怎么看待这些说法？
艾：没有风情，你看我从来不画寺庙、喇嘛这些能表现风情的对象。这些画表现了个人的情绪，跟风情没关系。风情要描写行为过程，我画的都是人在那儿发呆，没有刻意表现喜怒哀乐、生活状态等什么的，基本就是一个人站着或坐着，哪里有什么风情啊，所以要说是风情也是一种伪风情。我是想画点风情画，但还没来得及，时间不够。我的这些画主要是强调主观潜在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可能是所有人都相通的，比如说孤寂感、不可知感、对命运的无法判断，或者对很多事情的无奈、或者人在大自然中的渺小等。
屈：为什么非得用藏区的山水、人物这样的母题来表现这样一些情感？到底是什么吸引了您？
艾：因为藏区最接近这种感觉，你在城市里找不到这些感觉。也许别人能找到，但我找不着。我觉得西藏这个地方本身就让人感觉有一种巨大的不可超越的力量。它是亘古不变的、庄严的，人面对它往往是无可奈何的。说句老实话吧，它就是一个借助，我借助西藏这种状态表达了自个儿的感觉。
以后我会改变的，会画一些风情画，我也喜欢西藏人的形态。我本来也想画一些老北京的生活，因为我是北京人嘛，但是始终没有西藏对我的吸引力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就跟吃饭差不多吧，你吃饭想吃什么你能问他为什么想吃吗？你可能只会说因为好吃。别人问我“为什么老画西藏？”美国人就一直问我这个问题，我刚开始还瞎编一些词，后来我就反问他们为什么爱吃cheese，他们就会说“因为好吃啊。”“那就对了嘛，因为西藏好看嘛，所以我画西藏”。我一直觉得西藏挺好看的。
《也许天还是那样蓝》
屈：那么您作品中传达出的静谧、神秘感和淡淡的诗意与怀斯的影响有关吗？
艾：这与怀斯的影响有关。怀斯在当时的中国算是前卫的，因为当时是苏派占主体地位，怀斯的画法在当时跟苏派是冲突的，很多因素都有冲突。但我觉得他适合表达我的感觉，所以我就采用了他的方式。1988年我离开美国的时候，怀斯让他的儿子来找我，要我到宾州跟他见面聊聊。怀斯这老头儿很不错。我觉得是出于客气吧，他当时在书上题写了“对艾轩的作品表示最高的敬意”。当然我后来的画慢慢与怀斯不一样了，我派生出一些新的东西来。现在大家看我的画不会说是怀斯的画，会说是艾轩的画，这让我觉得挺高兴的，我好像也没有刻意去做什么事情，是自然而然走出来的。
屈：2004年北京写实画派成立了，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间成立呢？
艾：因为当时形势很严峻，中国写实绘画处在一种被严重贬低和严重边缘化的一个时期，所有的双年展、所有重要的展览都排斥写实绘画。而且当时美术界有一种理论——“绘画死亡论”。我们是针对绘画死亡论才成立的，我们说绘画死不了，还能画出不少东西来，早着呢。
我们在1990年代就谋划要成立这样一个俱乐部，2004年才有机会，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就成立了北京写实画派。后来我碰到陈逸飞，让他参加我们的画派，他听了这个消息后说你们这个画派成立特别好，他说你们还真敢啊，现在这个时期提写实绘画，很不合时宜、很反动哟。因为当时在中国掀起一波西方艺术革命的高潮嘛，搞行为艺术、装置、影像，我们做这个算是很反动、很顽固的，还在固守着一个“真善美”的原则。有人一进我们展览现场就说“现在居然还有人画画”，我说我们画画是为了我们自己看。结果没想到，老百姓来了，人山人海，合影啊、照像啊。我们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大一个观赏群，老百姓很直白，没有被评论家约束，他们就是直截了当的，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我觉得美术史，包括对每个艺术家的评论，这个不要让专家讲，要自己去想，自己动脑子，自己去看。美术史应该让群众自己去界定。美术史应该是全民美术史。
2004年我们叫北京写实画派，后来改为中国写实画派，把一些外地的，如郭润文、冷军、何多苓、陈逸飞、庞茂琨，还有海外的，如陈衍宁、王玉琦都吸纳进来，到现在有20几个人。现在这帮人还是很顽固的，创作能力也比历来的写实绘画强。其实现在全世界写实绘画都不行，中国写实绘画现在横向比是全世界最棒的，因为风格多样，功力强，创作能力也很强，队伍很庞大。但这个好运不应该很长久，因为后继无人，没有年轻人跟上来。但我想中国历史上一个画派能坚持到我们这么久是少见的。
屈：2008年你们中国写实画派发起创作了大型油画《热血5月·2008》，是美术界的第一笔，其速度之快，反应之敏捷，可以说是与抗震救灾同步。您现在如何评价这件事情？
艾：创作这张画是因为正义感，也跟成都军区有关系，因为我以前经常途经汶川，对汶川映秀一带印象很深。同时，当过军人对这样的事情自然要反应迅速。事情是我们成都军区的袁正阳提出来的。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事儿啊，所以我们就一边抗震救灾，一边做这事了。大概用了七八天的时间就画完了。那时调画派全国各地的人来北京，没有推脱的，也没有讲条件的，给什么任务就画什么，干得很漂亮。我给作品取名《热血五月》，就是因为汶川在流血，艺术家的血在涌动，全国人民的血也在涌动。画的油墨还没干就拿去拍卖了。当时想的是就拍个几百万，等于每个人捐了几十万给灾区，后来没想到拍了三千三百五十万，等于每个人捐了一百万，很高兴。文化部给每人发了一个证书。这也算我们做的一个贡献吧。我觉得中国写实画派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创作了这么一幅作品，因为一下子就把中国写实画派的责任感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显示出了中国写实画派人的血气、阳刚之气和团队精神。
屈：艾先生，您能总结一下您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吗？
艾：没有一张是最满意的，但有一堆作品是很满意的，这些绘画的群体构成了整个我的绘画状态，这些画组成了一种感觉，构成了我的状态，我的面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