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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肖青： 1930年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中国美协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1949年参军，历任昆明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副组长，云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昆明中国画院副院长。主要作品有：油画《情报》、年画《欢迎大军进营房》双双获西南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进驻昆明》、《太平渡口》等。版画《迈步》入选第一届全国青年美展并赴苏联展出。《晨歌》、《早春》、《照相》、《战地记者》、《今夜星光灿烂》等入选全军二届美展，获50-60年代鲁迅版画奖。国画《踏遍高原千里雪》获全军三届美展优秀奖，《在河之洲》获全国首届风俗画佳作奖，《昨夜风雪漫高原》、《难忘的泼水节》、《山寨梨花》、《渡口》、《金沙江畔》、《雨后》等获云南文学艺术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画研究院、毛主席纪念堂及国内外人士收藏。出版有《梅肖青画选》、《梅肖青绘画精品选》、《梅肖青国画集》、《梅肖青写生画集》。生平入编《中国现代美术家年鉴》、《中国艺术家辞典》、《中外古今名人肖像》等多种典籍。
王迎梅（以下简称王）：冯牧曾说：“您是同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位画家。”请您谈谈您的军旅生涯。
梅肖青（以下简称梅）：1949年，我19岁，刚好高中毕业，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从小就喜欢美术，很想上美术学院继续我的梦想，但是家里很穷，在亲戚之间辗转流浪，完全是靠他们的周济，我才勉强读完了高中，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当然就更没有条件去上美术学院了。
正在我为我的前途茫然的时候，南昌解放了。我随着人群观看解放军的入城式，看到在队伍前面有一幅巨大的“在毛泽东胜利的旗帜下前进”的画像，气势宏大，让我眼睛一亮。后来又看到四兵团的战绩展览会上有许多描绘战争的图画，让我很意外解放军里还有画家。紧接着南昌街头出现了四兵团文工团招兵的广告，我一看这正是大好机会，就去报名了。参军后，凭着一点爱好，进入了美术股。吃饭不成问题，而且革命同志之间的感情、部队对我的关怀，都让我觉得非常温暖，感觉自己有一个家，不再是到处流浪了。
部队里，有很多画画的，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从他们身上学习油画，学习水彩，再加上我自己对美术的爱好，一边干一边学。组织上也很重视，有机会就派我们出去学习。
应该说，在我痛苦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家，而且是搞美术，正实现了我的梦想，让我感觉有些一步登天。这是历史的巨浪把我卷到部队，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一到部队后就像钉子一样钉到部队了。从南昌一路走过来，最后到云南，就在这里扎根了。我参军是1949年，所以冯牧同志说，我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画家。
王：军队生活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
梅：军队对我的创作影响太大了。我一参军读的文艺理论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反应了文艺创作的规律，“生活是一切创作的源泉”，我们是深信不疑的。它开阔了我的思想，教导着我怎么画画，怎么搞文艺工作。
我的创作和部队是密不可分的。我首先是个军人，是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要反映部队生活，这是我首要的任务。所以每年我都下到部队去，起码有三个月或半年的时间我都在边疆跑。云南的各个哨点、哨所都是分散在山高的地方，非常艰苦，我都几乎跑遍了。当时很年轻，有追求有理想，不以为苦，想要深入斗争最前线，深入到部队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感情。
油画《情报》1953年
油画《进驻昆明》1961年
王：您早期创作的油画《情报》和《进驻昆明》都有很大的影响，能够请您详细的介绍一下它们的创作过程吗？
梅：《情报》就是我深入生活的结果。1953年，建国刚三年多的时间，大城市基本解放了，但是边疆还比较动乱，云南境外是国民党李密的残余部队，境内还有反动地主土匪武装，情况相当复杂，斗争很尖锐。部队把我下放到金平体验生活，我先在连队生活三个月，最后再到民族地区去深入调查研究，就到了中越边境。那时越南没有解放，境外都有残匪，军民团结保卫着边疆，部队没有营房，都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的，为他们扫地挑水，跟老百姓接触的非常密切，部队从老百姓那里得到很多情报，老百姓依靠部队来保卫。当时有很多先进人物，其中有个民兵英雄叫邓大妈，是瑶族的，常在漆黑的风雨之夜，跑去苗寨部队驻地报告匪情。邓大妈的事迹激励我，我就这样创作出了《情报》。后来，《情报》参加了在重庆举办的第一次西南军区文艺检阅，获得了西南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并被大军区作为礼品送给了毛主席。
1961年，昆明军区筹建军事博物馆，我受命创作《进驻昆明》大型历史画。1949年我当时坐在卡车上进城，农民、工人、新闻记者齐聚街头，非常热烈。我一个小兵，参军就见到这个场面，感受很深刻，所以创作轻而易举。画里面的冷暖关系等，油画技巧相比《情报》都有了很大提高。
王：应该说，您的油画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可后来是什么原因使您放弃油画，而转攻国画呢？
梅：上世纪50年代我是迷油画的，同时也在搞一些版画，当时我对国画看不起，觉得几笔画太简单了，最后开始转攻国画，是我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美术馆工作两年时受到的影响。
1959年国家军事博物馆修建，当时从各军抽调美术工作者去参加设计，我因为《情报》在重庆的西南大军区文艺检阅中崭露头角，就有幸被抽调上去了。在军博中有很多有名的军旅画家，像黄胄、高虹、何孔德等，我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同时军委总部还邀请李苦禅、叶浅予来作画，我都细心地看，才了解了国画的创作过程。再加上在故宫看的画展，感觉文人画特别是写意画是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在观念上开始有所转变，慢慢体会到国画很深厚，技术性很高，觉得国画了不起。所以在军博两年对我眼界的开阔，对我各方面的修养都是很大的提高。从军博回到昆明，我就开始画国画了，第一幅就是《踏破高原千里雪》，立即得到了肯定，坚定了我画国画的决心。
国画 《踏遍高原千里雪》1964年
国画《难忘的泼水节》1977年
王：请您介绍两幅您比较满意的国画作品。
梅：刚才说到的《踏遍高原千里雪》，可以说是我国画的代表作。60年代初达赖喇嘛叛变，牵涉到整个藏族地区，云南军区当时派去了一个团到中甸，也就是现在的香格里拉参加平叛。战斗地区的地形相当复杂，山很高，沟很深，没有公路，山上都是羊肠小道，只能骡马走。叛匪处于被动状态，我们部队主要任务是追，山路艰难，后勤的物资补给难以跟上，所以当时都是“渴饮岩泉溪中水，饥食雪拌糌粑面”。藏族高原的青冈树枝桠很密，像刺一样的，棉裤一层层地被刮下去，最后都变得残破不堪了。不仅吃穿困难，而且经常露营，藏区很荒寒，跑一两天都没有人家，于是在雪地上扒个窝，披上雨衣一躺就睡了，生活真的是非常艰苦。我1962年随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四个月，心里很感动，战士为了保卫祖国，吃那么多的苦，我就要画他们。但是怎么画呢？在部队考虑了几个构图，但是觉得太直白，没有余味。回来后我继续苦苦思索，就翻自己的速写，有一天翻到两个战士在那里补袜子，灵感的火花一下子就着了。构思的过程中画成了一个上尉带着一个士兵。此画1964年参加全军三届美展，在北京轰动了，获得优秀奖，《人民日报》、《人民画报》、《美术》等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
另外一幅比较优秀的作品是《难忘的泼水节》。我曾经三次近距离的见过总理，对总理很有感情，很钦佩他的魅力、人格、人品。总理逝世以后，全国一片哀悼之声，我心里想着总理，也是很感慨的，有个强烈的愿望要把总理画出来。当时正好准备参加全军举办的四届美展，就想起思茅那个镜头了。1961年我在思茅，总理从景洪参加泼水节回来经过思茅，在车上向群众挥手致意，这是我最近距离的一次看到他，那器宇不凡的风采，深深印入我的心中，所以就选定了总理到西双版纳过泼水节这个题材。1997年人民大会堂出版一本画册，主题是“人民的好总理”，专门邀请我复制一张《难忘的泼水节》，经过深思，我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创作了《永恒的祝福》，采取了简约的手法，强调总理泼水的形象，最后被人民大会堂收藏。
版画《晨歌》1954年
版画《早春》1963年
王：您在版画创作领域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创作了《晨歌》、《迈步》、《早春》等一批优秀的版画作品，还获得过鲁迅版画奖，请您谈一下您的版画创作历程。
梅：最早我进入美术创作就是版画。1947年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的美术老师参加了桂林进步文化运动，向解放区学习刻版画，通过老师介绍，我也看到解放区许多好版画，同时他也教我怎么起稿，怎么下刀，在他的帮助指导下，我开始搞版画，到部队以后继续创作。1957的《迈步》，是云南老太太教她的孙儿走路，很有乡土气息，后来出国在苏联展出过。我自认为最好的是《晨歌》，那是反映阿佤山士兵的生活。阿佤山的云非常美，在清晨之后天气比较冷，云层潜伏在沟里面，太阳一晒就升腾起来了，气势非常大。这个时候，部队上早操，战士们面对飘扬的五星红旗，引吭高歌，一派斗志昂扬的风貌。《早春》也是很美的，构图很奇特。
我的很多版画都是五、六十年代创作的，在全军各届美展中展出，后来因此获得了鲁迅版画奖。
王：您的作品多以西南边疆风情和边防战士生活为题材，为什么对这一类题材情有独钟？
梅：我常年生活在云南，云南的高山大川、边防哨点，我几乎跑遍，跟群众、部队关系很密切，我不能脱离这个环境，只有这个题材激励我，冲击我的感情。后来离休以后，我还画了很多云南风情画，是云南的红土地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
王：回顾您的整个艺术历程，您有些什么感悟？
梅：作为部队的一个文艺工作者，我尽了我的职责。
2006年在举办我的艺术回顾展的时候，我总结这一生，我说了这么几句话：美术之道，贵美贵情，感悟生活，我画我心。画一张画，首先要好看，要吸引人去看，看了之后，要让人得到一些东西。这就要有情，中国固有的传统叫做诗情画意，光形式好看不行的，要有内容，要有先进的思想，所以说贵美贵情。情从哪里来呢？要感悟生活，通过感受，变成我心里思考，我画我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