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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我跟他讲人对自己的命运很好奇，所以用很多办法去了解自己的命运。
我的第一个个展是89年的5月，大概二十几号，办了一个下午的展览。原来是要办十天吧，因为交钱是交了十天的，后来因其他原因没办法继续了。(在此之前)在学校办展览，像我这样的艺术家基本上是很困难。后来是什么原因突然同意我办展览了，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当时好像学校也开始改革，学校美术馆经常闲着，后来说老师可以办展览，但是要交一定的费用，而且展览的所有内容都要审查，如果出了问题，由办展览的人自己负责。我当时画的那些画审查是没有太多问题，除了有两张画。当时我们的院长特别不喜欢我，他老觉得我思想反动，对我特别不满意。他说有两张画要特别问我一下：是不是跟意识形态有关系?我记得特别清楚。画面表达的是一种自囚的状态，我就跟他朝另外一个方向解释，谈生命哲学，宗教。他说你说的宗教是什么宗教?我说艺术中的宗教是一个概念，不是具体的基督教、天主教，艺术谈到的宗教是精神上的东西。我当时对神秘主义感兴趣，画了一个看手相的人，他也问，看手相是什么意思?我跟他讲人对自己的命运很好奇，所以用很多办法去了解自己的命运。
那是第一次，也没钱，是成都的一个朋友赞助，就很简单的用了一个黑白的请柬。这个朋友说“张哥的展览我要赞助”，就赞助了两百块钱，当时他是做生意的。那是我第一次展览，专门写了一个“谨以此展送给我的母亲”。那个展览对我很有意义，因为要做展览，我每天画画，大概展出了有四十多件作品。还巧了，吕澎来拍录像，还拍到了一小段，包括展览的开幕。他当时要写《1985—1989中国现代绘画》，黑皮的(那本)，他和易丹一起合写的。他拍了一小段我在家里画画(的情景)。家里条件有限，只有12平米，吃饭睡觉都在里面。我画画的桌子是我的一个木箱，是从知青(那会儿就)带过来的，装着我的私人信件什么的，上面放一块玻璃，是我的桌子，也是茶几，也是画画的地方。我在那上面画，所以只能画(箱子)那么大。后来很长时间我都不习惯立着画，只习惯趴着画。在画布上画时我觉得不好，因为线条不好把握，就是因为那会儿长时间没条件这样画画。
《手记》：有一个小说叫《死屋手记》，讲西伯利亚囚犯的故事。
1989年以后，没有展览机会，也不可能办展览。有两年的时间基本上大家都生活在一种沉默的状态。像我们学校最明显的就是89年以后，打麻将的人迅速增加，你走到任何角落都能听得见麻将的声音。原来学校老师还不好意思，只是周末打一打。后来就从白天打到晚上，我有个学生打麻将打了四年，一直打到吐血。那天开毕业总结会，我就跟他们一个一个谈，这几年我们在一起的印象是什么。谈到打麻将，本来他是很有才华的，但是这几年的才华主要用在麻将上了。其实我是知道的，只是没问。当时他说了一段很动情的话，感谢老师，反省自己麻将打得太多。
我也感谢那几年，把人从一种比较兴奋的状态突然一下拉回到现实里边，对我个人来讲，不是拉到一个火热的现实里边，是拉到一个很安静的现实里面。也就是说，本来就是比较封闭的一个人，更像一个宅男(了)，基本上不出门。所以才会有《手记》这个系列，1991到92年，那两年的状态基本上和外界没有太多的关系，写信也写得比较多。包括为什么(作品)起名叫《手记》，我记得当时跟毛旭辉提到，因为我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有一个小说叫《死屋手记》，讲西伯利亚囚犯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好，所以我的这个系列也叫《手记》。但是(我的)《手记》的内容不是关于因为犯罪而被关起来的囚犯，是一个自囚的囚犯，这么一个感觉。就是处于一种自囚状态。
进京——挑战
北京：带了两万块钱，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提了一个包到北京。
二十年间我始终在北京和西南两地来来回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一直就非常向往首都北京，每年都要来北京一趟。昆明到北京太远了，当时的火车还没那么快，我记得要坐三天三夜才能到北京。那样的情况下，我每年还坚持来一次，采采气，看看这么大的首都，自己的心胸弄得开阔一点。后来到了四川以后，可能稍微近一点，慢慢的也认识一些在北京的艺术家，大家有时候就有机会聚在一起，看看工作室。我特别羡慕像老方他们那些大工作室，一直想我是不是也应该来北京，而且很早我记得老栗就劝我来北京，但是(我)有单位、有家，就这样一直在考虑，几年就过去了。我记得92年当时就想来北京，但是走不了。后来，98年，我说不行，一定要在北京建一个点。于是在花家地租了一个房，曾浩当时被他们学校开除了，我跟曾浩讲，我俩合租这个房，这样我来得少，你来得多，我偶尔来一下，有个地方可以住。后来，我就来待过一个星期，基本上他在用那个房。完了觉得还是不行，后来有钱了，干脆在北京买一个房，这样的话，来到北京，也可以画画，也可以见朋友。选的地点要靠近通县，所以就选了现代城，那时候现代城刚开盘，我就选了一个有一间卧室，厅比较大，可以画画，这样就买了房。当时想主要肯定在成都，因为家在那，完了以后，北京建一个点，这样两边跑一跑。到了99年，情况就变了，因为展览各方面，包括好多事都跟北京关系越来越多，后来就在想这怎么办?全家搬到北京也不现实，正在这个时候，家庭出了问题——离婚。失望之下干脆把还没用过的房子卖了。成都绝对不呆了，在成都翻了船，成都绝对不呆了。当时我有两个选择，要么回昆明，因为昆明是故乡，还有一帮朋友，在那会很舒服，气侯也好，生活也甜蜜;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到北京，到北京就比较陌生，也不了解情况，没生活过，不知道。我先到云南待了一个月，当时心情也不好，状态也不好，就在大理待了一段时间，又在昆明待了一段时间，找个小房把自己关在里面。后来想想，太熟悉了这个环境，也没劲，就打了电话给小波，小波当时已经到北京了。我说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房可以租，他说你想来吗?我说你帮我租一个房，很快就租到花家地那个房。他打来电话说这边有一种房可以画画，要不要来?我立马就来了。带了两万块钱，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提了一个包到北京。房东开始跟我谈条件谈半天，我说这样，你别说了，我这有两万块钱给你，你把房给我就行了。他一下子对我特别好，他说那你有没有东西?我说什么都没有。他把床垫给了我一个，我就可以在那生活，这样待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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