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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家地：这是我第一次把工作和生活分开，租一间生活的，租一间纯粹画画的。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工作室就是花家地西里116号楼506室一间，本来应该住和工作都在一起，后来我一看太小，大概只有60平米，要画画又要生活的话，肯定不够。后来又租了一间，这是我第一次把工作和生活分开，租一间生活的，租一间纯粹画画的，好多代表作都是在那小房间里面画出来的。包括上一次尤伦斯拍卖的那张三米大的画也是在那个房间里面画出来的，很困难，画完了要挪开，又要把其他的放进去，很麻烦。但是状态不一样，小工作室思路比较集中。后来就越来越大，画的画也越来越大，就不想画小的了。
其实空间的大小，取决于作品的大小。我在花家地那会儿，画不太大，两米的一年也就画几张，大多数还是画一米三、一米五、一米，五十平米的工作室就够了。而且我喜欢工作室有很多东西，感觉很有自己的氛围。但是后来展览要求的作品越来越大，空间慢慢越来越不够，才到费家村去找房。找到那个房的时候，我心目中的面积应当是200平米，但它是一溜厂房，我们当时四个人分。怎么办呢?它那个太大了，有900多平米，他们又要不了。像杨千当时人还没回来，就打电话让我帮他租，我说你大概要多大?他说反正不超过一百吧。曾浩跟俸正杰和我，我们三个人在那决定。我就问他们俩，你们要多大?他们也是不超过两百。这样算下来，我就太大了。后来协商了半天，我说你们大家可以增加一点，我可以少一点。我说你们分完了以后，剩多少给我就行了。后来杨千要了一百六还是一百八，然后曾浩跟俸正杰两个人议定二百四，剩下到我这刚好三百，我第一次有了三百平米的工作室。进去一看，不知道怎么办了，空空荡荡的，赶快去做画框，全做大画框，把房间先堆起来再说。这一弄就下不来了。
等到我搬到酒厂的时候，酒厂总面积也是300，但是画画的地方只有200多一点，就觉得太小，不够，施展不开。到后来，人也多了，肯定就不够了。所以，才又到这(何各庄)来找。我想一次到位算了，结果比我原来设想的大了一倍。
东西越来越多，画越来越大。也可能以后(人)慢慢的年龄到了，画不动了，再又回到家里画小画了。
圈子：从美术圈，到搞设计的，媒体的，搞音乐的，搞电影的，都是那两年认识的。
到了北京我就觉得有一种挑战，当时我已经41岁了，一个人从头开始，我想看看有没有可能。有人劝我干脆去通县，大家都在一起。当时北京的艺术家基本都在通县，城里边都没人，但我当时特别想远离一下人群，想安静。
住下来以后，过了几个月，小波也搬过来，马六明他们也搬过来，宋永红也搬过来，邱志杰也搬过来，后来俸正杰也搬过来，任小林也搬过来，曾浩最后一个搬过来。当时就形成了一个小圈子。那时候在北京我们可能是第一拨在城里边租房做工作室，而且大家房都一样，来一个人看画很方便，到一层楼，几个人的都看完了，他愿意买谁的，是他的事。当时我们很团结，只要来一个人，肯定陪着每个工作室都走到，完了以后，谁卖了画，谁请客，很简单，过集体的生活。后来，慢慢就开始人越来越多，有的我就不认识了。
刚到北京的那两年，我自己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两年最像艺术家，没有压力，没人催你，也没有什么定单，没有那么多展览，画画的数量也特别少。
那会儿相对机会少，来一个机会大家都还是很兴奋，来一个什么重要的人，大家也很兴奋。不像后来，要躲。有些人要选，这个人我不想见，那个人我不想见。我记得那时任何人只要他想买画，大家还是很高兴的。我记得当时宋永红着急，2000年的时候，他说今年要再不开壶，没理由混了，我说你有那么惨吗?他说真的是两年没卖一张画。我就说到年底你还没有卖一张画，我来买你一张，买张小的，表示你开壶了。他还特高兴，说有你这句话我就高兴。还没到年底，后来就来了小波的画廊老板，那天晚上一下买了几个人的画!那天特高兴，就喝多了。那会儿卖一张画还有一种高兴的感觉，很兴奋，晚上大家要请客吃饭喝酒，还要说很长时间关于卖画的事。那两年特别好，那种感觉是很自然的画画，完了认识了好多人，在餐厅一会儿碰到谁，一会儿碰到谁，谁又介绍谁，我记得认识了很多人，后来名字也叫不上，后来也没见到几个。而且圈子越来越大，从美术圈到搞设计的、媒体的、搞音乐的、搞电影的，都是那两年认识的，喝了好多酒，好像有一种从监狱里边放出来，要好好享受一下自由生活的感觉。
清理：大家好象有一种等待，等待什么要开始发生。
2000—2002年我觉得是我艺术上的停顿期，从思想到艺术都处于一种停顿状态。我在想可能也需要一个新的体验的时期，体验到一定的时候，重新再来想。我从03年真正开始把过去的一些经验，包括读过的书，进行清理，重新做一个工作，慢慢对自己的东西开始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感觉，而且这个感觉不是早期那样的抽象的，而是很具体的，很深入的，比较丰富、有厚度，03到05年，慢慢这个感觉就出来了。99—02年，基本上处于一个享受自由生活的时期。有时候也拒绝一些想法，可能想得更多的是另外的东西。市场慢慢起来以后，你也开始接触市场，也会去想艺术跟市场的关系是什么。但是很难想得很深入，04年以后，大家才真的面对市场，你才开始觉得对自己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在这个市场大潮里面，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做些什么，你应该从什么角度去切入这个时代的改变。过去，
我基本还是比较自然的、天然的状态，喜欢画就去画，有一个观念出来以后，就围绕这个观念去完成，有一种习惯性的工作方式，也不愿意去寻找冒险的东西，没有这种愿望。
我记得01年、02年，那会儿北京的艺术圈可能是最容易出事的时候，出了好多搞观念艺术的人，包括孙原、彭禹。那会儿做的展览也特别的火爆。展览也不多，但每个展览只要一出来，肯定是很火爆的一些东西，大家好像有一种等待，等待什么要开始发生。对过去的美术界定也不是很明确，我记得当时跟广义在一起聊天，也谈到美术界很多角色问题的混沌。我们02年做了一个展览，老方、广义、我三个人。工作那么多年了，好像很多问题还是模模糊糊的，不清楚，干脆我们三个做一个展览，对自己算一个清理，对社会也算是一个交代，有了那个展览做基础以后，一下自己有些感觉就出来了。所以那个展览对我来讲很重要。
福地：我每一次的转型都跟昆明有关系，我发现很奇怪。
昆明是我的一个福地，我每一次的转型都跟昆明有关系。我发现很奇怪，不是我刻意，而是刚好回去那段时间可能什么也不干了，但是心里面就会去想，会琢磨一些事，会体会一些东西，慢慢有些东西就会出来。像我画的风景，第一张就是在昆明画的，《大家庭》的第一张也是在昆明画的。《手记》的第一个感觉找到，也是在昆明。《失忆与记忆》不是在昆明，但是跟在昆明有关系。然后到图片作品，05年写的第一张图片在昆明。突然一下子那天下午，找到感觉了。我觉得昆明是我的福地，很神的，所以要感谢昆明。
其实我在昆明生活的时间不长，我在四川的生活是最长的，很奇怪，而且昆明那个地方，我现在认识的人越来越少，环境我越来越不喜欢，城市被糟蹋得已经完全不行了。我决定要画《大家庭》是在昆明跟朋友一起玩，喝酒，突然有一天有感觉了，我就跟毛旭辉讲，你能不能把你的画室借我一下，他说没问题，就把钥匙给我。然后我到他那去，弄了小画框，第一天去，待了一天什么也没干。然后我发现我写给他的信，就把那些信整理了一下。三天以后，感觉开始出来了，就在那画画。我也没跟他们讲，包括后来拍卖成绩很好的那几张，叶帅的头，大毛的头……我在那画了大概有五张画，都是在他那儿找的感觉。有时我们还一起吃饭呢，他们去踢球，我还当啦啦队什么的，在一起玩。其他时间我就缩在大毛的小画室(大概有十五平米)里画画。一个月以后，我要走之前，把毛旭辉的房子打扫了一遍，把画卷好了，出门的时候给他留了一个留言条，说谢谢你提供了这个画室，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自我感觉我在那找到了非常重要的东西，对我来讲我觉得有一种新文化要诞生的感觉。留了这个条，我就走了。后来，我跟大毛讲这段经历，大毛听了说，早知道我留一张你的画，你也不会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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