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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在艺术界有着极其重要地位的威尼斯双年展也成了方力钧的天下。美国《时代周刊》也把封面给了方力钧打哈欠的光头，他甚至超越了王朔和崔健，成为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的标志性人物。
就像包揽了各大国际电影节大奖的中国导演一样，方力钧成了“第一流”的“国际”艺术家，也是出口转内销的。你可以说这小子太走运了，可囤画的举动确实反映了方力钧的耐心、预见力和把握机遇的能力。他的智慧可以和当年从柏林爱乐得到史无前例控制权的卡拉杨媲美。
潘石屹曾说，时代把几乎每个人都逼成了商人。方力钧则在骨子里天然具有商人的才能，这从他和媒体的关系就可见一斑。方力钧对媒体十分友善，甚至彼此的利用程度可以说是水乳交融。一位意大利纪录片导演为方力钧拍摄了两部长片，原因仅仅是他的配合。他把方力钧比喻成猫，既十分妩媚又十分狡猾，平时睡眼惺忪，碰到猎物才眼露凶光。方力钧的画和他几乎是共同品牌，他每隔三五天就要请人把头上不多的草割干净，以保持他的纯净鲜亮的光头形象。他在媒体前经常“谄媚”地摆出自己画中人的姿势，或打哈欠或眯眼或做鬼脸或傻笑，这些举动无非是为了加强他和他的作品的品牌力。他的插科打诨和疯疯癫癫看起来张狂，却是精心设计的。经济基础早就是达到绅士阶层的他看起来还得像“流氓”，正如成名后的垮掉派诗人金斯堡还得胡子拉碴地住在格林威治村一样。
方力钧有很多朋友，而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当属栗宪庭。栗宪庭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是中国官方权威杂志《美术》的编辑，此后长期担任策展人和批评家，中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几乎都受到过他的提携。他在中国美术界的地位相当于李陀在文学界、甘阳在学术界的地位，甚至更为重要。方力钧初到北京就结识了这位邯郸老乡，并且很快“打得火热”，这是渴望接近栗宪庭的青年艺术家所不能想象的。
方力钧即使在最赤贫的岁月里在朋友们中间还是乐呵呵、笑容灿烂的，甚至是最会搞恶作剧的。方力钧不愿意让人看出他的困窘，只表现他的快乐和机智，所以他的人缘在艺术圈中是最好的，很多人很早就看出他会是所有人中最成功的。方力钧在老外中也有很好的人缘，这些友谊为他赢得了很多机会。
方力钧用很多手段来维系一些重要的友谊，其中一个是他在SOHO现代城3楼开设的餐厅茶马古道。这个餐厅可以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座上客有潘石屹、张宝全等地产大老，有崔健、顾长卫、张元等艺术家，也有洪晃这样的媒体人士，它已经成为中国艺术家重要的聚会地点。茶马古道提倡在大众生活中渗透艺术，现在已经开到第六家，可以说是方力钧开发的艺术衍生品吧。
对于艺术家生存空间的营造和拓展，方力钧也非常敏锐。从圆明园到宋庄，方力钧都是先行者。方力钧还曾经以自己的艺术品和策划参与到顾长卫的电影《孔雀》和张元的《绿茶》中。可以说，方力钧在商界和文化艺术界的积极活动极大地提升了他的影响力和生存空间。方力钧的痞子形象和“痞气”艺术品长期以来饱受争议，但他非常善于享受和利用这些争议，连赵文卓诉方力钧的“还我阳光”案和小堡村村民诉方力钧违法购买宅基地案都强化了他的“玩世现实主义”风格，给他的艺术家形象加了分。
和很多艺术家的激情四溢截然不同的是，方力钧非常理性、冷静地对作品进行策划和创作，在创作之前就十分注重客户的接受程度和作品的传播效果。而这正是营销的真谛。长期参加欧美主流艺术大展的方力钧深知，尺幅狭小的架上绘画根本不具备视觉冲击力，只能被淹没在成百上千的同类作品之中，于是他决定以创作尺幅巨大的画作为主。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比我们的身体还要巨大的光头耸立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会感受到怎样的震撼。因此，方力钧需要巨大的、厂房式的，甚至是如同“飞机库”一般巨大的画室。于是他瞄上了宋庄小堡村的宅基地，成了第一位拥有巨大画室的中国画家。现在的画家们就算有了比方力钧更大的画室，也不得不承认方力钧的画室永远是最“牛逼”的。和第一次参加全国美展一样，在每次展览之前，方力钧都要到现场踩点，观看他画作的位置，猜测观众可能的反应。传播对他来说和制作一样重要。
和安迪·沃霍尔一样，方力钧有很强的忧患意识。他经常提到“淘汰”这个词。处在他这个位置，别人可能会躺在那些贼忒兮兮的光头上吃一辈子，但他不，他一直在变，但是每次都是小幅度地变。其实对于高度风格化的成名画家来说，变要冒很大的风险，也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尤其是来自画商和画廊的阻力。他绝不能得罪衣食父母，因此他保留了光头和蓝天白云，但加入了水，碧波万顷、汪洋恣肆的水。他还加入了似圣人或哲人一般的胖婴儿，并且开始创作尺幅巨大的版画。版画使他的光头扭曲、变形，更加慑人心魄。他的变与不变，其实和品牌的传播法则高度吻合—在保持品牌一贯形象的同时不断修正和微调传播手段。
方力钧对自己的价值心知肚明，他从不贱卖自己，也不“高卖”自己。他一直在冷静地、不动声色地投放自己的作品。自从1992年他的两幅画被新南威尔士国家美术馆以每幅1500美元的价格收购以来，方力钧几乎只卖画给公共收藏机构。在方力钧的不懈经营下，他的个展、公共收藏和私人收藏纪录位居于中国艺术家之首。当别人把工作重心放在卖画上时，方力钧马不停蹄地在世界各地搞个展。仅亚洲，他就在北京、上海、香港、东京、新加坡、雅加达等城市举办了个展。
当其他当代画家的画作拍卖价屡创新高的时候，方力钧十分坦然。当代理陈逸飞作品的美国著名画廊找上门来的时候，方力钧丝毫不为所动。他当然知道自己放弃的是什么，是短期的经济利益。他也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是艺术史上的学术地位。他知道自己的营销目标，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的放矢的，他理所当然地成功了。他对自己的定位异常精确—中国先锋艺术的代表。如果中国先锋艺术的代表有五个人，那么他是其中之一;如果中国先锋艺术的代表有两个人，那么他是其中之一;如果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方力钧。正因为这样，他才能耐得住寂寞，他才能牺牲一些眼前利益，他才能扛得住诱惑。
2009年，当天王们作品的拍卖价从8位数降为7位数甚至6位数的时候，方力钧没什么感觉(他的作品的拍卖价并不是最高的，在2008权力榜上仅列第6)，他仍然在忙着他的个展，4月份他在台北举办了他的25年回顾展—他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展览。在他看来，金融危机当然还是会比他到处蹭饭吃的圆明园时代好一千倍。
方力钧淡然而自信地表示，“只要这个世界还需要艺术，就会有人支持艺术家”，而他一定会是被支持的那几个艺术家中的一个，或者是唯一的一个。方力钧的自信当然是有底气的，有一件小事足以证明他营销的成功：1998年，科隆路德维希博物馆，世界最重要的现代艺术馆之一，对100年现代艺术进行回顾，选入那本画册的全都是“大师”，猜猜画册封面是什么?对了，正是那个贼忒兮兮、打着哈欠的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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