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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谏一九三六（国画） 王西京
平心而讲，王西京的新作《兵谏一九三六》是一幅让我能重新阅读所有其绘画文本的作品之一。它让我对王西京在绘画文本言说方式上拓进的轨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王西京早期的诸多肖像画到主题性创作，直至他的新文人画，我似乎看到了一条清晰的主线——沿着“徐蒋体系”，以文化人的良知，一直扎根于“中国现实主义文艺传统”，心无旁骛、忍耐寂寞，并取得不凡的成绩。《兵谏一九三六》正是他在这条文艺主线上辛勤拓进的、奉献给社会的最新艺术成果。
依据艺术的创作规律，可以从两方面来解读《兵谏一九三六》，最为直观的就是绘画文本本身所涵盖的所有绘画技法。王西京几十年如一日，深入研究技法，但又避免了唯技术论者落入“僵化”与“匠化”的窠臼。以先进的文化理念，将自己置身于民族文化发展的潮流中，冷静地把握民族文化的脉搏，然后指导自己在绘画技法上的突破，是王西京艺术形态的主流意识，惟有这样，王西京的艺术拓进才与“技近乎道”保持了共振与同步。在新作《兵谏一九三六》的创作中，可以看出，王西京在以往肖像创作和主题性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探索主线，他有条不紊地沿着这条主线进行推进。以愈发细微的艺术敏感，把笔墨的内在精神和西画色彩与光影排序所对应的细微情绪敏锐地进行捕捉，通过画面构成进行有序地排列，演奏出了黄钟大吕般的音效，并释放出浩然之气。这条主线对于王西京来讲有一个逐步清晰的过程，新作《兵谏一九三六》正是这个探索过程中的最新成果，是“徐蒋体系”在当代最为直接的传承与最新的学术成果。王西京在美术创作上的卓越成绩皆来源于他对于中国文化以及这段历史清醒和深入的理解与认识，也因此，他选择了沿着“徐蒋体系”这条中国当代美术的主线心无旁骛地进行拓进。
在《兵谏一九三六》的画面处理上，王西京把光线作为美术语言，发挥到一种极致的状态。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头部后的灯光形成了类似宗教题材的背光，士兵头部上方的灯光也巧妙地幻化成为一种“背光”效果，直接把人性的光辉之处上升为神性的崇高与伟大，这种大胆的处理是“做”不出来的，它是情感共鸣后的必然产物。王西京在这幅新作之中运用了文学的“史诗性”手法，并把它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以赤子的情怀感受着创作题材带来的心灵上的冲击，从画面中仿佛能看出他在创作过程中化解“悖谬”所产生的丝丝苦痛，因为真正的艺术创作就是一种舍弃自我的奉献过程。《兵谏一九三六》从表象上来看，可以说是顺利完成了，但如果是了解了这幅作品的产生过程，用“悲欣交集”来形容他的心态，实在合适不过了。王西京用了30多年的时间体悟了中华民族这段悲壮撼人的历史，其中甘苦无人能知。可以说，在1980年创作《千古功臣》时王西京就开始为这幅作品做铺垫。王西京试图用自己薄弱的心力为中华民族的那段苦难历史，做一个让子孙后代能够明心见性的注解——他以“士精神”为灵魂的振臂一挥，让人心碎与不安之余意识到，一个没有血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有人说王西京创作这个题材有先天优势，因为他生在西安，长在西安，这也算是一个理由。和杨虎诚将军的那丝血脉关系，加上关中汉子那种独有的执拗与正直，使作为画家的王西京有一种用画笔表现先辈的冲动。20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有了交流后，王西京作为杨虎诚将军的后人代表之一在台湾探望了张学良老人。温情脉脉的同胞之情，让王西京坚定了以艺术家的良知，用画笔来表达对历史的理解，表达真挚的民族情感的决心。从这个角度来看，王西京在新作《兵谏一九三六》中的诸多探索无疑是十分成功的，因为情感因素带来的突破，已经超越了技巧层面的突破。
有人说，王西京的这幅新作《兵谏一九三六》依然是走政治路线，延续的还是领袖题材那一套，我认为这正是王西京的成熟之处。我们常讲推动历史进程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但我们不可忽略的一点是，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最需要的是能够给广大人民群众指明未来之路的精英。王西京笔下的那些人物形象都是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历史人物，这就是王西京的“精英”观。
从美术史的角度看，王西京的新作《兵谏一九三六》是一幅散发着现实主义精神的精品之作,它是沿着“徐蒋体系”这一主线，在新时期的重要艺术成果之一；它是王西京对子孙后代的一个交代，对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注解。他用画笔传达了文学所含载的那份厚重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果说绘画技法的诸多拓进是这幅新作的一翼，冷静与深邃的历史观则是这幅作品的另一翼，王西京对祖国和人民深沉的爱才是《兵谏一九三六》这幅新作的灵魂所在！
《兵谏一九三六》局部
《兵谏一九三六》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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