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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书、偷书、借书、还书，是我们青少年时代大约有过一点求知欲的青年共同的记忆”。陈丹青列出了那时只能算文学青年的“我们这拨人”书单，有俄国的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契诃夫、托尔斯泰，美国的杰克·伦敦、海明威，法国的作家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哈代等。到纽约后，近30岁的陈丹青才开始读本雅明、叔本华这些书，还不大看得懂，“这些书都应该在很年轻的时候看，到30多岁时就有分析能力了”，而让陈丹青“自卑”的是，北大清华的年轻老师基本上都是十几岁就开始看这些书，记忆力好、概念清楚，“我一个年纪比他们大20多岁的人站在他们面前，我怎么好意思说我是读书人。”
反话气话——
“读书不能弄成一种身份”
“读书是一件很安静的事情。要是论教养，你真的是读书人，你不要讲出来，你不要告诉人家你是读书人，你读书也好，画画也好，不能弄成一个身份。”陈丹青说，这是他到国外才学会的，他发现国外很“牛”的人都害羞得要命，躲着不讲自己挺在行的那些事。 “出国之前还没有人当面和我说我是读书人、我是知识分子，回来后听到不少人会跟人说我是做学问的，我是艺术家，我是雕刻家，我是诗人，我是作曲家等等，我很害臊，这怎么好意思说出来？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种风气，一种身份”。
在说明读书的“教养”问题时，陈丹青举了陈寅恪先生的例子。“陈先生周游列国，至少通20多种语言，可是他在清华填表时只填了两种通晓的语言，梵语和德语。在香港逃亡时，日本人到他家里要挟他出来做事，他不肯，日本人就要行使暴力，当时楼里有很多人，他突然站出来和日本人交涉，是很流利的日语，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的日语这么好，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你都不知道他会讲日语，这就是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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