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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历史》在国家会议中心的展区分为台湾展、主题展、文献展和国画展。
文献展参展的艺术家属于“历史上下文”中的“上文”,包括陈丹青、方力钧、曾梵志、张晓刚等；主题展的100多位参展艺术家,占了展览绝大比例,如杨福东、汪建伟、邱志杰等,代表着“历史上下文”中的“下文” 改造历史/供图
2004年10月,上海美术馆尖顶上的大钟突然发狂似的快转,速度是正常情况的60倍,也就是分针变成了秒针。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打电话到市政部门,叫他们派人修理。艺术家徐震创作的这件装置作品《钟》,被朱朱用来贴切地比喻新世纪10年的视觉艺术史……
5月4日,由吕澎、朱朱和高千惠策划的当代艺术展《改造历史》,将在国家会议中心地下一层的两个展厅开幕。站在国家会议中心巨大的落地玻璃后边。
向东南方遥望“鸟巢”,策展人朱朱心里不禁有些惶惑。两年前在鸟巢上演的奥运开幕式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式制度的威力和优势,这种“迷人的”美学特征,他喜爱的批评名家苏珊·桑塔格也探讨过；而《改造历史》将要展出的当代艺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直至新世纪初,“都基本处于地下状态,处于匿名的漂泊和社会的边缘”。
时空交错的并列,的确带来各种遐想的可能。国家会议中心是北京奥运建筑项目中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建筑,虽然吕澎说主题展场地的选择有一定偶然性,但“国家会议中心”和“地下”的微妙巧合,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合法性”问题又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提醒。自从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半途夭折,在“国家级”场馆展出就成了相当一部分当代艺术从业者念念不忘的心结；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级”场馆事实上只要付钱就可以租借,但涉及文化艺术,常常是另眼相看、谨小慎微。“那些以为今天的艺术自由是天经地义的和不用论证的人,最好去理解‘天经地义和不用论证’本身的合法性与历史由来,去补充学习‘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类表述的历史课程。”吕澎说。
在13000平方米的展厅里汇集两百多位艺术家的一千多件作品,《改造历史》这个集装箱式的展览,简单而言就是回顾和书写新世纪10年的当代艺术历史。2004年10月,上海美术馆尖顶上的大钟突然发狂似的快转,速度是正常情况的60倍,也就是分针变成了秒针。不明真相的过路群众纷纷打电话到市政部门,叫他们派人修理。艺术家徐震创作的这件装置作品《钟》,被朱朱用来贴切地比喻新世纪10年的视觉艺术史。“艺术行业的发展在新世纪里处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加速度之中……新世纪之初,诸如方力钧、张晓刚等人单幅作品的最高价格大约在两三万美金,而在短短的五六年间就翻了100倍甚至更多；新一代艺术家中,尹朝阳于2000年创作的一幅作品,还是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换来了一台旧空调,而相同尺幅的作品到了2005年左右已攀升到30万美金；随着市场的不断升温,就连艺术学院的在校生也得以签约,被迫不及待地包装上市；此前已经转向了广告设计、书籍装帧乃至其他行业的美术学院毕业生们也开始重新回到艺术生产的行列；不仅在北京,在中国的一些主要城市里,当代艺术的展览、画廊、艺术家园区也到处可见……”朱朱在篇幅浩瀚的展览前言《灰色的狂欢节》中写道。
充满戏剧性的10年里,有人发迹,登上财经版头条、时尚杂志封面,有人还在寂寞地摸索,也有人为了反对艺术区的拆迁躺在2009年底的雪地里。但热闹大多发生在艺术的周边,创作本身未必具有同等程度的激动人心。“这个十年有无数的展览而无运动,有众多的艺术家而无流派,有不少令人难忘的作品而无‘纪念碑’式的创作。”朱朱说。之前20年当代艺术的主流是反思和挑战旧有体制和意识形态神话,这样的反思与挑战在新世纪得到了市场与资本的积极响应。但这种“二元对抗”的方式也越来越不可持续,一是对立面本身越来越模糊、复杂,二是更年轻艺术家对那段特定历史天生的距离遥远。
在新世纪,信息的速度也许比徐震调快的钟更快,艺术家像所有人一样,面对全球同步、迅速放大的视野和因此更加芜杂的日常生活内容眼花缭乱,一时难以理清头绪。就像在今日美术馆,《改造历史》的“中国青年新艺术邀请展”当中,名为《我的考古学》的纸上水墨作品随机罗列着画谱摹写、文物图抄、CNN海啸预警、朱军谈大学生掏粪、蓝皮肤的纳威人、国家防火墙、日本成人漫画、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海报、唐代郭震的《十月乐游诗》、“该页面无法显示”、对媳妇验孕棒阳性结果的心情记录……
二元对立转向多元化、宏观叙事转向微观和碎片化表达、形而上追问转向个人欲望书写。“现在没有运动,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运动。每个人寻找或表达他看到的真实,艺术史就是把这些问题收集起来整理、分类,看这些艺术历史时能够看到这个时代的状况。”吕澎说,“艺术史是问题史,不是光荣榜,我们将那些不同思想状况的艺术现象放进历史写作中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提供了道德的榜样,而是提供了时代的问题。”在新世纪10年浩瀚而零散的艺术现象中,《改造历史》仍然试图寻找脉络。比如对社会变迁的反思,有意识地继承本土文明的精神和语言,自觉地批判、反讽西方的权力与选择机制。策展人希望纳入展览的重要艺术家并没有尽数出现,比如朱朱在前言中高度评价的徐震、孙原、彭禹。“这么多作品这么多人,不可能完整展现每个艺术家的个性,甚至对艺术家个性是种模糊。任何艺术家或者代理他们的画廊选择不参加这个展览,我觉得都没有问题。”朱朱说。
艺术作品在艺术史当中的位置,直接对应着作品与艺术家的身价,谁在谁不在,是利益攸关的严重问题。因此《改造历史》以1800万的展览预算高调地书写新世纪10年的当代艺术历史,在艺术圈里自然已经引起了诸如抢占话语权的质疑。对这种江湖状况,策展人当然不陌生。“展览当然会形成话语权,但我强调这只是一次性的话语权。艺术评论是这样一个东西:只要出现更好的评论更好的书写,前头的就会被替代。这个展览只是策展人个人角度的一个总结和梳理,并不是盖棺定论；在未来,我对这个10年的看法也会变化,也会回头做出文本上的修正。”朱朱这样说,“别的批评家最好也贡献出自己的批评和展览,很多人从很多的角度来梳理,会有相互补充、更为完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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