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周 岚 成 静
伴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城市中的第三产业逐渐代替了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导致了许多传统工业基地结构性衰落；同时，信息社会新的生产、通讯、运输技术和方式出现，原有工业、交通、仓储用地的功能布局、基础设施不能满足新的要求，导致空间功能衰退。转型时期中国的城市发展速度备受瞩目，与此同时，尽管有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30年来，政府的力量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权威作用。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大山子的“国营北京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简称“718联合厂”）曾是国家重要的电子工业生产基地之一，属军工部门。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个盛极一时的企业开始衰落。据《中关村科技园区志》记载，1993年6月，北京市政府通过《北京电子城方案》，将占地10.5平方公里的酒仙桥电子工业区正式定名为“北京电子城”，确定其为边界清楚的独立的重点规划发展单位，确立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按照北京市政府的规划，718联合厂原厂址将被打造成为电子城的一部分，事实上，该空间的产权所有者七星集团亦已经开始与开发商联系，计划将土地卖出，建造楼宇。
如果依循由权力和资本主导、以土地、空间效益为目标的空间发展模式，718联合厂原厂址将成为第二个海龙大厦(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的电子大厦)。那么为何后来这里变成了798艺术区呢？并且，2003年，北京首度入选美国《新闻周刊》年度十二大世界城市，其中主要的原因便是798空间重塑了北京的新风格。2006年底，798艺术区入选为北京文化创意聚集区，赢得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2008年奥运期间，798与长城、故宫等名胜古迹并列，成为重点旅游接待单位，于是，坊间便传有“长城、故宫、798”之说。在短短几年里，798攫升为国内最大、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区，并已成为了北京都市文化的新地标。那么，在中国现代转型期背景下，来自民间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这股力量是如何超越并战胜“金”、“权”，从而改变了空间的功能走向的呢？
从封闭的单位大院到大院的碎片化
1953年，718厂为建厂征地，如今的798所在地酒仙桥一片被纳入了“全民”所有的范畴，土地由集体所有变更为全民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一章第二条，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像同时期许多其他的大厂一样，在718联合厂具有一种典型的特点，即国家权力占据主导：政治审查等严格的准入制度、政治学习的思想规训以及完备的福利。这无不促进了大院的社会整合，使得718联合厂成为一个被制度与其他空间隔断开来、相对独立的空间。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土地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几乎全为政府所有，国有企业单位就好像一个个不同的生产车间。在日常运行中，政府的干预使得国有单位对于土地的决策权、收入支配权和资产转让权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产权的三个基本权利被弱化。国企在改变了政企不分和政府外部化管理的控制方式以后，在不变更产权关系（主要指所有权）的前提下，对国有资产实施经营方式上的变革。具体而言，国家继续保留了对国有企业的调控能力，但国有企业的经营主体在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内部运作空间。国家对国企单位的全面控制已不复存在。
在政府放权和市场化双重力量作用之下，单位组织作为利益主体和利益整体的意义日益突出。2000年12月，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七星集团”）成立，由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隶属北京市国资委）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共同出资，借助国家债权转股权政策，以原700、706、707、718、797、798厂等单位为基础组建成(中关村科技园区志)，原798厂为分公司。751厂改制成“正东电子动力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正东集团”）。2002年末，原798厂重新进行整合，组建“北京七星飞行电子有限公司”。单体体制的改革以及空间的市场化因素给原718大院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表现在产权明晰上。原718大院的使用权由政府出让给七星集团和正东集团等企业，周边地区则归属于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华北光电技术研究所为保密单位，宏源公寓原属七星，后出让进行房地产开发，其中七星集团占地面积32.4公顷，正东集团22.73公顷。具体产权分布如图1所示：
其次，大院空间市场化。在市场力量的裹挟下，原718分厂第一个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并在主办公楼的废墟上盖起了二十几层的宏源公寓，2002年宏源公寓建成；大山子地区电子城规划改造时期，七星集团将部分产业迁出，并临时将闲置厂房出租，2000年之后大批艺术家入驻；2002年，“七星集团”向原电子部提交所在地区的详细规划：拆除原有厂房，在其上兴建电子商业园区和高级写字楼，七星集团计划将土地转让给房地产开发商，因此最初与艺术家签订的租房协议的租期都在2005年底终止。
保卫798：民间力量参与决策
电子城还是艺术区？718大院是拆迁还是保留利用？一方面是推土机式的城市物质空间的改造建设方式，另一方面是有机自然式的城市文化空间的生存发展方式；一方面是国家市场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是来自于新的社会群体――创意阶层的抗争，两种空间形式发生了强烈的矛盾冲突。进入到718大院的艺术家们首先形成了一个“不对立”的非对抗性抵制的共识。参与了保卫798运动的艺术家黄锐在2006年接受了《大美术》的采访，当被问到“作为艺术节的艺术总监，对这几年来举办艺术节有什么感受”时，他是这么回答的：“艺术家的聚集以及后来保护与拆迁激发了矛盾，当时已经驻进来的艺术家们在我这里一起开了个会，商量一些解决的方案。当时我就提出不要对立，要引起社会的注意和同情，只有举办艺术活动，做艺术节，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在这种共识下，798里以黄锐、徐勇和李象群等艺术家为代表的798精英发起了一系列保护798的实践活动。
虽然真正的艺术节到2004年才有机会举办，但2003年4月的“再造798”活动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艺术节的预演。这次艺术活动由徐勇和黄锐发起，在活动的计划概要中，明确提出“加强连带关系”、获得“广范围的理解和支持”的目的在于：一、在不影响各位艺术家正常工作和生活的前提下，加强相互间的连带关系，使艺术区的形象运作达到良好的社会影响；二、一定程度地开放艺术家的生活方式及工作内容，使我们的再造计划得到广范围的理解与支持。该活动内容分两部分，一是徐勇的时态空间里的一个名为“回音”的当代艺术展，另一部分是各艺术机构和工作室对外开放，活动动员当时在798里所有的艺术家工作室、艺术机构、画廊、酒吧都参加，在2003年4月13日那一天同时对外开放。“再造798”的活动持续了一周多。4月13日，艺术圈内圈外观众两千多人来观展，出现了北京当代艺术活动空前的规模，多家媒体的广泛报道，使798厂声名远扬。
紧接其后，5月，徐勇、黄锐又发起以抗击“非典”为主题的“蓝天不设防”艺术展，在798时态空间展出。9月冯博一策划的“左手与右手”中德文化艺术展在798的时态空间和大窑炉举行，这是国内第一次尝试以民间的方式和立场来举办国际性当代艺术展。3次大型的主题艺术展内容涉及摄影、行为、音乐、地景等方方面面，每次参观展览的人数均在2000人以上。798内丰富的艺术活动成为国外媒体寻找中国变化迹象的证据。2003年美国的《新闻周刊》“首都风格”评选中，北京成为前12个城市之一，理由首先就是以798的空间重塑说明北京的新风格。
黄锐在一次采访时说：“把‘798’的名号打出来是一件我们刻意去做的事情――你不把自己的牌子打出去谁会来帮助你？我们是策动整个社会来保护这种老建筑。”以“再造798”为序幕的一系列艺术活动不仅加强了798内艺术家、艺术机构的凝聚力，更争取到了艺术圈内外的注意，甚至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广泛地动员了各类群体，成功地为保留艺术区奠定了舆论基础。
面临拆迁危机，以黄锐为代表的一些园区内的艺术家走访了718联合厂的老职工，还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内容涉及718联合厂的开工典礼、政要视察、中德合作、生产劳动、政治运动、文体活动、生活福利、基础建设、建筑，留念与合影等方方面面；他还找到健在的第一位718联合厂厂长李瑞、718联合厂首任总工程师罗沛霖、798首任厂长傅克，以及工程师冯怀涵等人，请他们回忆叙述718厂的建设历史。黄锐将这些资料编撰成汉英对照的《北京798：再创造的“工厂”》一书，并最终由798艺术区内的八艺时区出版。在2004年出版后，这本书被发送给北京各政府机构。在后来的访谈中，黄锐这么解释：“编这本书在当时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楚，就是要保护这个老工厂。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我们开始挖掘这个工厂的历史。……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实际是想给政府一个启示，一种情绪上的冲击。这儿过去有辉煌的历史，国家投入那么多，而且还曾是一个时代的骄傲。”黄锐说。
从黄锐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他编撰《北京798》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住即将拆毁的工厂，而采取的方式是挖掘历史、唤起人们对工厂的集体记忆。2004年4月，八艺时区还出版了摄影师朱岩的《798》画册，画册中80个人物都是早期入驻798的艺术家，这里面有中央美院雕塑系教师隋建国、音乐人刘索拉、出版人洪晃，还有退休建筑师美籍华人朱钧、舞者冰冰等等，画册记录了每一个人物在798的生活状态。
艺术家借助718联合厂老职工的语言、故事、图片以及在场互文的厂房建筑，建构了一个关于718大院的集体记忆，通过叙事，718大院的“历史”意义生成，并在某种程度上被转化为“建筑”意义，使得建筑空间（而非718联合厂的下岗工人）与国家历史相关联。不仅如此，这种集体记忆还经由文本刻写、复制和传播得到进一步强化，而同时期《798》画册的出版则通过图片叙事建构起一种近期的、短时的集体记忆，隐晦地指出了718大院的未来走向。
合法诉求：人大政协提案
要保留718大院不被拆迁，重新修订城市规划，必须获得制度层面上的保障，在“不对立”原则的指导下，艺术家寻求在制度框架内来解决保留798的问题，以免798里的艺术家成为一个与政策对峙的“流民”群体。2004年2月18日，798艺术区内的雕塑艺术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象群以北京市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当年北京市“两会”提交了一份名为《保护一个老工业建筑遗址，保护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文化产业》的议案。议案中提出了关于保护798艺术区的“五大价值说”。议案把以798厂为代表的大山子艺术区的发展与城市规划的矛盾摆上桌面，建议政府相关部门邀请各领域专家组成专家组，正式评估该地区的潜在价值，在拟订发展规划前暂停实施原有规划。李象群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么回忆道：“当时物业说准备把地卖了建公寓，大家都紧张了，开始出谋划策想办法。当时我正好要去开人代会，就决定把这件事作为一个议案提上去。”
正是由于798的创意产业阶层积极参与空间的建构以及开展活动的影响力，引起了官方的重视。2004年3月中旬，当时的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张和平与部分市政协委员前往798厂视察。4月8日，北京市委原副书记龙新民也到798视察。自2004年7月以后，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以及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等先后对798进行过明察暗访，形成了谨慎的积极态度：“看一看，管一管，论一论”。2005年3月成立了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牵头，北京市规划委、发展改革委、安全局等相关部门参加的联合调研组，并于2005年中期将研究成果上报北京市政府，刘淇对该报告作出了对798“建筑物的保留方式需认真对待”的指示，初步明确对艺术区内四栋50年代德国专家设计的特色厂房建筑进行重点研究。这一来自政府的决策虽未明确空间的未来趋向，但有效地遏制了718大院的拆迁进程，暂时保留住了物质空间，在“看一看，管一管，论一论”的时间间隙中，艺术家们积极实践，为逐渐将718大院转变为798艺术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笔者认为，类似798空间的都市运动的意义并非在于集体行动本身，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发展社会运动的行动网络，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学习差异的观点和立场，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通过对民众参与空间建构的研究，我们似乎看到了创意阶层群体的大致边界轮廓，并认为在政府认可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都市运动或许是中国通往“公民社会”的一条可行之路。（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798名称的由来
北京798艺术区所在的地方，是前民主德国援助建设的“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即718联合厂。718联合厂于1952年开始筹建，1954年开始土建施工，1957年10月开工生产。718联合厂是由德国德绍一家建筑机构负责建筑设计、施工，这家建筑机构和当年的包豪斯学校在同一个城市，两者在建筑精神层面上是共通的。其主要特点是：注重满足实用要求；发挥新材料和新结构的技术性能和美学性能；造型简洁，构图灵活多样。这种学派后来被称为包豪斯学派。
1964年4月上级主管单位撤消了718联合厂建制，成立了706厂、707厂、718厂、797厂、798厂及751厂。2000年12月，原700厂、706厂、707厂、718厂、797厂、798厂等六家单位整合重组为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了配合大山子地区的规划改造，七星集团将部分产业迁出，为了有效利用产业迁出空余的厂房，七星集团将这部分闲置的厂房进行出租。因为园区有序的规划、便利的交通、风格独特的包豪斯建筑等多方面的优势，吸引了众多艺术机构及艺术家前来租用闲置厂房并进行改造，逐渐形成了集画廊、艺术工作室、文化公司、时尚店铺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空间。由于艺术机构及艺术家最早进驻的区域位于原798厂所在地，因此这里被命名为北京798艺术区。同时，798也指代这一艺术区引申出的一种文化概念，以及LOFT这种时尚的居住与工作方式。
看得见的历史也要保护
斑驳的红砖瓦墙、错落有致的工业厂房、纵横交错的管道、墙壁还保留着各个时代的标语、马路上穿着制服的工人与打扮时尚前卫的参观者相映成趣，历史与现实、工业与艺术在这里完美地交融在一起。这里汇集了画廊、设计室、艺术展示空间、艺术家工作室、时尚店铺、餐饮酒吧等众多文化艺术元素……对现代北京稍有了解的人，立刻能反应出这几句话说的是哪里，没错，一个响当当的名字――798。在今天，如果谁还问:798是什么，那你真的OUT了。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798险些沦为一块平庸的商业地产的时候，一群艺术家们为了保护他们的园地而坚守着、努力着。今天我们不去讨论798显赫的名声中掺杂着几多辛酸和成功后喜极而泣的泪水，我们只看到，民间的力量已经在政府决策中赢得了一席之地，让这块土地按照真正依存和扎根于它的人们的愿望去保留、去生存了。
798成功逃脱沦为商业地产命运，成为知名艺术区的例子并非没有幸运的因素，因为，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文化创意产业的东风已经吹开了枝头的桃花。然而，更多的区域没能按照自然的规律发展，而是在城市改造和商业地产的双重铲压下面目全非。我想，这当中必然也有一些偏颇的头脑在作怪，那就是，且以远近论历史。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留给了我们太多的遗产，以至于，现代人似乎已经并不以798这样仅有几十年历史的遗迹为宝贵。在城市改造的天平上，现代的高楼大厦恐怕站在更重的一端。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不能因为其时间短，就抹杀其价值。由此联想到上个月闹得沸沸扬扬的钱学森实验基地被拆事件，以及梁林故居被拆等事件，都令人惋惜不已。这些近、现代历史遗迹虽然在中国悠长的历史长河里实在是离我们太近，可是，历史正是由一个个眼前的时刻悄悄远去而组成的。
在拆声一片的喧嚣里，我们也曾听到不同的声音，然而，反对者的力量实在是太细弱了。我们并不反对市场化与城市的进步，但是，希望文化与历史不要融化在市场化的炽热大潮里。特别是那些看得见的历史，惟其近，才更加容易保护，才更要保护。难道非要等到我们将眼前全部毁掉后，留给后人的只有到岁月时空里抓一把看不见的历史烟尘吗？
创意阶层：那些坚守的身影
2002年，理查德?佛罗里达针对美国社会的现实情况，首次提出了“创意阶层”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区别于农业阶层、工业阶层和服务业阶层，“创意阶层”推崇创新和个人创造力，包括从事科学、工程学、建筑、计算机编程、教育、设计、艺术、媒体、广告、音乐和娱乐等产业的“超级创意核心”群体，及商业、金融、法律、保健等领域的“创造性专业人才”。迁入大院的这批艺术家、设计者恰好可归于这类群体。为了分析的方便，笔者将他们分为798精英、自由艺术家和策展人三类。
798精英
黄锐，798中最活跃的人物，他本人从事装置、行为艺术、诗歌等各种形式的艺术创作活动，798里的租户无人不晓，被外界认为是798的代言人。来798之前，黄锐因组织1979年的“星星画展”而被载入中国现代艺术史册。2002年初黄锐迁入798，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和ATCAFE咖啡吧。为保护798艺术区，黄锐组织了一系列活动，2003年发起“再造798”活动和“蓝天不设防――反SARS艺术联合展览”；2004年、2005年、2006年发起三届大山子艺术节；编撰《北京798》及介绍艺术节的《语言/寓言》（2005）和《北京/背景》（2006）；此外，他还多次邀请国外艺术界同行及政要参观艺术区，乐于接受重要媒体的采访。798艺术区的名声鹊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黄锐努力的结果。
李象群，学院派体制内雕塑家，1999年将自己的工作室搬到798。他认为798比学校更能接触到当代艺术思潮的脉搏。2004年2月，李象群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向市人大递交了保护艺术区的提案，提出798的建筑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和奥运价值等五大价值说。当年3月，提案获得通过，北京市人代会成立了提案调查小组。798能作为文化遗产保留下来，李象群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徐勇是最早搬进798的艺术家之一，从事摄影。2002年迁入，租下当时798能租的所有空间，他的“时态空间”是原798内面积最大、空间高度最高的艺术空间，美国《新闻周刊》首都风格的评论中所用图片证据就是“时态空间”。1993年他开创北京胡同游。他认为798与胡同一样，具有廉价的人文资源，如果进行创造性的功能转换，就可以发挥它们的潜在价值。2003年，徐勇与黄锐发起“再造798”的活动，主要展厅设在他的时态空间里，同年他与黄锐发起的“蓝天不设防――反SARS艺术联合展览”，在易庄举办开放活动后，移至时态空间展出。
自由艺术家
在798里，真正像隋建国、李象群一样拥有体制内身份的艺术家可以说寥寥无几。798里拥有工作室、画室的艺术家大多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自由艺术家”。独立的自由职业的艺术家是现代社会和文化的产物，恰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随着非个人化的市场的发展，不再依赖于保护人或收藏家，或者更普遍的是，不再依赖于直接委托订单，这就导致了艺术家越来越多的自由。”798里的自由艺术家由一批不愿回原籍的大学毕业生、主动脱离体制的艺术家和海外归国的艺术家构成。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北京艺术院校的大学生毕业后不愿意服从分配回到家乡，漂在北京，798里最早的涂鸦的作者张大力就是其中之一。
“1987年我大学毕业，没有服从分配……我最后连档案都没有了，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我就这样离开了学校。他们把我分配到东北，我实在是不想回去，因为我觉得做我这样的独立艺术家必须在大的都市，在北京。因为在北京你可以看到那种思想上的交锋。后来我没有办法，怎么办？学校给了我93块钱的派遣费，就是回到东北工作的派遣费。我就拿这93块钱在海淀租了一个房子，……”这是张大力的话。
另外，一批以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为主体的艺术家走出“体制”，怀着一份对艺术的执著信念，“流浪”在北京，这些“体制外”的艺术家在城市的边缘租房、买地、修房子，这其中包括行为艺术家苍鑫，之后还有辞去白领职务的马晗，离开悠闲的成都生活的张小涛等都不约而同进入798。
1993年后出现了海外中国艺术家的归国潮，陈庆庆、艾未未、郝光、马树青、刘野等“海归派”艺术家活跃在北京，穿梭于中国本土和海外之间，这些人后来纷纷都选择了798。
策展人
在798里组织、策划展览的策展人，往往受人之托或者主动在798策划艺术展览或艺术活动，他们的正式身份多是艺术评论家或艺术理论研究者。
任职于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冯博一，从90年代开始，致力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评论、编辑、策划工作。2002年10月，冯博一策划了798里第一个当代艺术展――“北京浮世绘”（北京东京艺术工程）、随后又策划了“蓝天不设防――反SARS艺术联合展览”和“左手与右手”――中、德当代艺术联展等展览。
邱志杰，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2003年4月策划“再造798”活动。
张朝晖，著名艺术评论家，曾在美国学习策划专业，2003年9月，在798策划了北京双年展的外围展。798里每一个画廊平均每两周就要举办一次新的画展，随着798里画廊的增多，越来越多的理论家、批评家开始关注这个空间，开始进入到798亲历亲为策划艺术展览。到798策划展览，实际上是对艺术区的肯定，这些游离者为798艺术区的声名鹊起起到了积极的传播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