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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艺术绝不是赶时髦、不是时代的流行元素，艺术家是需要对这个时代具有人文关怀和担当的精神。艺术是不怕历史检验的，你有多少担当精神，就有多少报应随形。
陈：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一篇关于杨福音先生的拙作中提过。中国画的发展史，脉络是十分清晰地，但它被局限成一部“文人画史”，文人画史也就是仕画史，这样有失历史的公正性，具体讲，只有文人士大夫们的才算是正史，其他的可以忽略不计。
长期以来，中国画只重长度的链接，不太关心宽度的拓展。你看宋元到晚清，一条线下来，看到的仅仅是涓涓细流，很少波澜壮阔、汹涌澎湃的壮观之景。原因就是文人的思想局限性，这和儒家思想的演进是神合的，中国画强调师承关系，不求创新，否则被认为不忠不孝，谁都不愿越轨成为“逆子”。凭心而论，这个时段的大家作品，如果摆在一起，把款识、钤印都去掉，你准分不出谁是谁。如果有创新往往会被弄成邪人野路，入不了流。“四王”和“四僧”就是典型案例，“四王”一直高高在上，统领画坛，“四僧”却被打入冷宫。“四僧”热也只能等到他们死光后两百年的民国初期才被日本鬼子重视，开始由墙外香转回墙内香。即使是想变的八大，当时也是小心翼翼的，经常无奈的在自己的作品上落下倪云林的大名。
“四僧”无疑是拓展了中国画宽度的大师，称得上有历史担当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扫荡了中国文人画长期的迂腐积习，但严格来讲还不够彻底。现代齐白石、黄宾虹、林风眠、关良、石鲁、李可染也都在努力做这项工作，开拓了近现代美术史的宽度。然而历史和他们中的不少人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林风眠、石鲁、李可染在最有精力大展拳脚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一度失去了自由，最后也不得不胆怯起来。创新是一个艺术家最大的担当。
末：每个时代有担当精神的中国艺术家都会对本土艺术的发展有很多忧思，在当代，你认为中国画家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陈：阻碍中国画现代化的因素很多：政治环境、文化体制、文人积弊，还有全民审美等等都是绕不开的问题。但是这些都是外部的条件，最根本的还是画家自己的问题。中国画的现代化必须以艺术语境为突破口，从艺术语言精神层面解决问题，其核心是“逸品”。
逸品是中国文人画的最高追求，也是捆住中国画多元发展、焕发时代朝气的尴尬之境。
古代文人把中国画分为能、妙、神、逸四品，逸品在中国文人画里成了最高学术追求和精神依托。逸，就是隐逸、逃逸，超逸，远离尘嚣，隔绝世俗。
逸品之境界，源自老庄，魏晋陶渊明、竹林七贤归隐山林、放怀郊野的避世、顽世、傲世的生存哲学成为了古代中国文人仕途不遇的精神皈依。清以前的中国文人士大夫都非专职画家，只有专吃这碗饭的画师、画匠、画工，可他们人在底层,画也在底层,现今传世的杰出作品大多出自前者的消遣。
逸品固然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开辟了栖身之地，但总不免消极了些，悲观了些，抑或有些自私了。我所质疑的是中国画的发展如果一旦陷入逸品这条独木桥，势必应验穷途末路之说。
逸品至上论就像一个大而无外的气场，把历代的中国画人都牢牢地圈在其中，看不到方向，走不到尽头。它产生的强大的精神依赖，使我们执迷不悟、纠结不清。这种难弃难舍的文人情怀，千年以来就像一条长长的“裹脚布”，牢牢地缠绕着我们的思想，影响整个中国画的发展，长期这样，中国画是“中国的画”、“是中国文化人的画”的魔咒永远无法挣脱，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评判的时候了。
陈炳佳作品
陈炳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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