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斯基年轻时的肖像
蒙德里安晚年的肖像
康定斯基与蒙德里安，一个生于俄罗斯，一个生于荷兰，两人一生鲜有交情。尽管如此，他们的人生却被“抽象”一词紧紧地串联在一起。作为大名鼎鼎的“热抽象”与“冷抽象”的鼻祖，在美术史的教材中，他们的作品介绍常常间隔不远，相互辉映。有意思的是，他们都出生在19世纪下半叶，年龄相仿，康定斯基比蒙德里安大六岁，他们都曾经为艺术抛弃原本成熟的事业和安逸的生活，又双双在40岁那年获得艺术上的天启，甚至，他们都于同一年逝世。生活中，两人都衣冠整洁、彬彬有礼，敬业而不张扬，更重要的是，他们又不约而同地致力于探寻艺术的哲学意义与精神深度。点、线、面与三原色，热情奔放与冷静理性，康定斯基与蒙德里安这两条看似平行的生命线却在某些时刻交错相会，各自在艺术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今年正逢两位“抽象”大家逝世70周年，世界各地的纪念展览也络绎不绝。5月份，英国的特纳当代美术馆（Turner Contemporary）与德国汉堡的布策里乌斯美术馆 (Bucerius Kunst Forum)联合策划了“蒙德里安与色彩”大展。展览从拥有最为丰富蒙德里安作品馆藏的荷兰海牙市立博物馆（Gemeentemuseum Den Haag）以及其他欧洲甚至美国博物馆和私人藏家处征集了50多幅作品，以色彩为切入点，全面回顾蒙德里安的艺术生涯。而作为合作伙伴之一的英国泰特利物浦美术馆（Tate Liverpool）紧接着在6月份拉开了“蒙德里安与他的工作室”的展览大幕。其中不仅在作品中探索蒙德里安艺术风格的形成，更别具新意地重建了艺术家在巴黎的工作室，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蒙德里安的艺术生活和创作试验。同样在6月，由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Centre Pompidou）与美国密尔沃基美术馆(Milwaukee Art Museum)共同组织的“康定斯基回顾展”在密尔沃基美术馆与观众见面。蓬皮杜艺术中心作为世界最著名的康定斯基作品收藏机构，在本次展览中呈现了80余件康定斯基的作品。这次展览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这些作品都是康定斯基毕生最爱，直到他逝世前都保留着它们。目前，该展览正巡展至美国的弗里斯特视觉艺术中心(Frist Center for the Visual Arts)。而眼下正在纽约古根海姆（Guggenheim Museum）上演的“康定斯基：抽象之前，1901-1911”则着重呈现康定斯基在转向抽象之前的具象创作，包括早期的油画和木雕作品。那么，康定斯基与蒙德里安各自有着怎样的成长背景？对艺术又有着怎样截然不同而又几近相似的看法？值此抽象“双星”逝世70周年之际，《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就来一探两位平行而又交错的艺术人生。
“精神便秘”与“艺术沉溺”
作为“热抽象”鼻祖的康定斯基事实上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狂热”。不同于人们对于艺术家狂放不羁、凌乱新潮的刻板印象，康定斯基看上去更像是一名教授，或者一名律师。架着一副精致的眼镜，一身笔挺的公务着装，上衣的纽扣总是一丝不苟地系扣整齐，是的，康定斯基全然是一位绅士的模样，甚至是一个贵族。纵然他的学生们都喜好奇装异服，或者夸耀他们的玩世不恭，他却始终保持着优雅的装束，甚至在画画的时候也是如此，而只有他的画笔和画布见证了他那如火山喷发般的情绪。也许，他并不希望去靠他的外表和举止吸引注意力。这可能和康定斯基的阅历有关。
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年12月4日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受到完美的教育。中学时代，不但成绩优异，而且是优秀的业余大提琴手和画家。在莫斯科大学学过法律和经济，不仅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甚至还已经获得了一所大学的教授席位。或许在骨子里，康定斯基仍旧是一名学者和知识分子。只是艺术对他的吸引力太过强大，以至于到了而立之年的康定斯基竟毅然放弃令人羡慕的教授职位，背井离乡前往慕尼黑一心学画，这也照见了他儒雅外表下深藏的魄力和激情。这位文、理、艺兼通的学者最终选择了用点、线、面来挥洒自己的一生。而他对于色彩和形式的感知，或许在他幼年时早已萌芽。
在他出生的同一个10年内，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出版面世，穆索尔斯基的《鲍里斯·戈杜诺夫》第一次公演，正如美国学者、传记作家尼古拉斯·福克斯·韦伯（Nicholas Fox Weber）在《包豪斯团队：六位现代主义大师》中所指出的那样，“他的早期记忆包括后来成为其艺术基本内容的形式和色彩。”书中写道：
当他3岁的时候，家庭马车夫会从细树枝上剥下螺旋形的树皮，“第一个螺旋形切下两层树皮，第二个只切下上面的一层”：小小的瓦西里把这个形式看作抽象的马，外层的树皮是“棕黄色……我并不喜欢这个颜色，并且看到它被取代将会很开心”，而第二层是“嫩绿色……我最喜欢这个颜色，即使在枯萎的状态仍然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裸露着树枝的树木是“象牙白的……闻起来是潮湿的，让人想去舔舔它，但是很快就悲惨地衰败并干枯了，因此从一开始就破坏了我对这种白色的喜爱”。在他接下来的生命中，色彩会唤醒他内心中的强烈情感。
作为一名艺术家，康定斯基在慕尼黑快速地成长起来。他一下子就被弥漫在这个城市的新艺术运动的气氛牢牢抓住，一面如饥似渴地尝试各种艺术风格，另一方面则热衷于各种艺术运动，组建艺术社团。德国著名的表现主义美术社团“青骑士”最核心的人物就是康定斯基。而事实证明，“青骑士”社有关自然是精神世界根本源泉的理念对康定斯基抽象风格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康定斯基热爱艺术，但艺术之路并不平坦。创作本身的坎坷暂且不论，单从世俗的角度说，尽管他渴望生活的精神层面，但他有着一个永远不满足的妻子，以及他自己对于某些奢侈品的渴望；另一方面，康定斯基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尝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想法。
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理论思考和实践工作的结合对我来说是必需的。”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有时会为时间的分配而感到纠结，“在我应该绘画但并没有的这3个月时间里，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在渴望被表达出来”，他甚至将自己形容为“正在遭受一种精神上的便秘之苦”。好在正如他自己所言：“艺术家无法摆脱他的作品，就像酗酒者无法摆脱烈酒一样。所以，再给我倒一杯！”韦伯评价：“这是典型的康定斯基：经历一个简洁而包罗万象的独白，从痛苦到释放再回到痛苦，最终愉快地接受对艺术的沉溺。”
颜料、唱片与舞步
和康定斯基比起来，蒙德里安似乎早早就立下了自己的艺术之志。彼埃·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872年3月7日生于荷兰中部的阿麦斯福特，排行老二，父亲是一位清教徒和热衷美术的小学校长，环境条件使蒙德里安从小就能接触美术。八岁时，蒙德里安就立志要当画家，但是家人认为艺术家是一项不稳定的工作。在与父母多次商量之后，蒙德里安承诺要取得美术教师资格来养家糊口，这才让父母答应让他学画，事实证明，他们的决定是明智的。只是，蒙德里安拥有教师资格后，却未曾在教育界服务过。
身为业余画家的父亲皮特·康奈尔斯·蒙德里安（Pieter Cornelius Mondriaan, 1839-1915），职业画家的叔父福尔兹（Fritz Mondriaan，1853-1932）以及其早期老师魏伯弗尔特（Ueberfeldt）都对蒙德里安的绘画启蒙产生了重要影响。小的时候，蒙德里安就经常在叔父的陪同下，沿着美丽的Gein河畔素描作画。
从成长的环境来看，蒙德里安一家都是虔诚的加尔文教派信徒。父母对蒙德里安的管教较为严厉，使得他在成长中渐渐学会那些自我约束、诚实朴素的清教徒式的生活作风。在有些人看来，蒙德里安这种传统性格与他未来的职业有些格格不入，但又或许正是这样的性格帮助他创造了之后以“理性”和“极简”闻名世界的“新造型主义”画风。
值得一提的是，“新造型主义”画风的形成还与宗教有关。1909年，37岁的蒙德里安经历了自己的宗教革命，他加入了“荷兰通神论者协会”，接触了新柏拉图主义和多神论思想，这使得蒙德里安发现自己，同时思考人类存在的价值。这项转变也改变了蒙德里安创作的方向，开启“新造型主义”的思考方向。
39岁那年，蒙德里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决心离开荷兰前往巴黎当艺术家。没有什么比这更冒险的了。当他1911年圣诞前夕踏上南下的火车时，他丢下的是他的未婚妻以及业已成熟的事业。他不惜抛弃以往的生活方式，转而蜗居进一个简陋的艺术家聚居的街区，甚至硬生生从自己的名字“Mondriaan”中减去一个“a”以誓转型。然而，在这座陌生的城市中，他的成就感却与日俱增，因为他的艺术进入了一个让人兴奋的高产期。这是他梦寐以求的。
而在艺术批评家的文章中，蒙德里安总是被赋予“冷抽象”这三个字然后被匆匆带过。他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略带怪癖的独身主义者，他的作品也在很多时候不被人理解。然而学者安虞在其所著的《蒙德里安》一书中表示：实际上蒙德里安对当代抽象艺术和建筑设计的影响远远大于他同时期的很多艺术家。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敢于用艺术建构未来生活的人。蒙德里安打破了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现象：绘画总在平面上进行。蒙德里安对每一个长度都通过绘画中习惯性的透视效果，去摆脱我们眼睛已习惯的深度的影响。每一条倾斜的线对他来说都涉及了透视原理。在蒙德里安那里，空间在平面中是自我独立的。
鲜有人知道，得名于“冷抽象”的蒙德里安，其实还是一个热情的舞蹈迷。他甚至瞧不上多愁善感的探戈，而钟情于爵士，特别崇尚奔放火热的查尔斯登舞。他觉得，“所有的现代舞蹈在如此有力快速的舞步面前都显得软绵无力”。画笔、颜料、留声机、唱片，以及跳跃的舞步，这就是1920年代中期的蒙德里安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