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山川及其作品《青岛》
吕山川：
我很喜欢展览的题目，这很符合我作画的感觉，像听摇滚音乐一样过瘾。绘画着重的是画面呈现的结果，但是我看画的时候更喜欢去想象艺术家创作的过程。表现主义往往带着行动性，薛行彪老师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他愉悦的作画过程。我在德国看到的一幅巴塞利兹的作品描绘了一个怀孕的母亲，旁边有个脚印，我感受到了他创作时的随意，这种随意不是随便，是有目的性的。
在北京时，我一般晚上作画，但有时候没有状态，一整晚对着画布没有感觉。有一天晚上我想画画，但是突然有几个朋友来找我。刚开始我还陪着泡茶喝酒，忽然状态上来了我就丢下客人去画画了。这种“无我”的状态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在行彪老师身上看到一种“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状态，我希望自己也像他一样。绘画就像战斗，是画者和画布的交流。我和何老师在北京经常在一起聚会，但我们之间很少聊艺术。我觉得艺术家需要了解历史，但是也要坚持自己，避免别人的想法。艺术家要像何老师一样固执。
郑工：
吕山川的“无我”状态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状态，你只感觉到自身的存在，别人在场但又不在场。他提出的其实是表现主义绘画基本的特征和本质：行为和状态。艺术家只有进入到某种状态中，才能将自我意识转移到画布上。音乐是形式叙事的典型例子，用符号来演绎艺术家想象中的世界。画家的表达方式更多的是一种推理的过程。这个展览的名字取得很好，正因为这个题目才能将来自各地的艺术家融入其中，我们下面来听听策展人对这个展览的介绍。
总策展人谢儒杰在研讨会上发言
谢儒杰：
表现主义进入中国火热了30多年，但真正以表现主义为创作机质的艺术家其实不多。所以当我遇到表现主义的问题时，我就将中国代表性的表现主义大家的作品摆在这个空间，有些问题的答案就昭然若揭了。
这次展览名为“撕裂语言”，是因为表现主义是一个很难界定清楚，形式上难以准确成立的概念。我用“撕裂”来表达表现主义的内涵，即它不断颠覆形式，模糊所谓具象和抽象边缘的巨大能量内核。为什么表现主义在中国的大家不多，我认为也是关于舍得的问题。很多人经常是舍不得，导致了表现主义在中国很难推进。对我这样80后美术系的学生来说，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触过表现主义，可以说进入是很容易的，但进入与能够出成果完全是两回事。我觉得表现主义是一条高速路，上去很容易，能跑到下一个出口太困难了。需要不断的自我解构、重构，确认个人语言系统。我觉得这个探索，均能于参展的几位老师的身上准确体现。这场展览也解答了我自己内心的疑问，表现主义真的太难了。
郑工：
我认为这次展览的成功就在于展览有一个明确的学术定位，并在定位中通过作品提出明确的话题。我希望这次论坛能够将话题提交给中国油画界继续发酵，我们的研讨会可以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
特邀批评家陈思建在研讨会上发言
陈思建：
我希望今天能谈一下技术手段的出现导致艺术发生急剧变化的案例。首先是图式对绘画的影响，在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中关于“图式与矫正”的理论，贡氏提出人的视觉受成例的影响很大，绘画过程往往是对已有成例矫正的过程；第二个案例是摄影术对绘画的影响，摄影术改变了绘画与赞助者的关系，让画家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第三个案例是影像技术和传播媒介的变化让艺术形式发生急剧变化。艺术家希望作品中能有更大的容量。
新技术的产生对艺术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我将它们与今天的展览结合起来。薛行彪老师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来源。管策老师的作品中出现了很多传统的图式和画面构成，是不是可以看作是成例矫正的一个过程呢？在我的解读中，吕山川先生和何汶玦先生属于第三阶段，站在他们的画面前可以直接想象出影像化的场景。我曾问李晓伟老师一个问题，《知了》系列作品中人物的姿态源自于摄影图片吗？他回答明确表示不是，完全是艺术家的创造。可是从读图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他的图像与摄影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表现主义可能是一种思想资源，思想是游移的，但技术比较稳定，比较固化，我们希望思想能够突破技术的限制。
郑工：
我是站在图像与形式的关系角度探讨今天的问题，而陈思建先生是从图像与思想、观念的关系入手。我们理论家往往从自己关注的角度出发，提出概念，寻找符合概念的例证，重新整合材料。我对今天的七位画家的发言顺序的安排，就是一种分类处理。比如管策先生和薛行彪先生作为第一板块，吕山川先生和何汶玦先生第二板块等等。虽然我的理论角度与陈思建先生不太一样，但是理论视角越丰富，问题会得到更大层面的展开，其实意义就凸显出来。陈思建先生还提出图像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即如何用思想打破技术的固化问题，这个也很重要。我将剩下三位艺术家李晓伟先生、张勇先生、和今天不在场的邓箭今先生的作品放在一起，就此探讨图像的问题。虽然前面的几位艺术家的作品也反映了图像的问题，但更多的还是在符号层面的探讨。图像可以变成符号，形式也可以变成符号，这个符号不是技术的固化而是意义的固化，是可以剥离出来的、可拼贴的东西。
李晓伟及其作品《树上时光》《唱和45》
李晓伟：
说到图像问题，对于表现主义艺术家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的艺术没有答案。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区别是，传统艺术往往有一个解决方案，有一个结论；现当代艺术则是提出一个问题，但没有答案，我想这就是它很吸引我的地方。我希望我的画面中能够隐藏一些东西，甚至有一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这就是表现主义吸引我的魅力所在。
郑工：
李晓伟先生谈到了图像后面隐藏的东西，他的图像象征性很强，比如用灰调子处理的天安门在不同人物背后反复出现。这里他的语境是有变化的，而所指并不明确，也就是意指的模糊，或者说能指的漂浮。在张勇先生的作品中，这种漂浮性也是很强的。《他选择了红色》、《我选择了黄色》这个系列用了锤子和镰刀的图像符号。这是漂浮性一个完整的符号，并且被广泛使用，它的意义是固化的，代表党徽。但在不了解其知识背景的人看来，其不同的生活背景可能会给这个符号一个新的阐释。这系列的作品标题提到了红色和黄色，颜色也是具有符号性的。更何况不同类型事物和符号纠结在一起时，解读就会更加复杂，意义在现实生活中被离散化，这种离散化是当代艺术形式中普遍存在的表达方式，这就又回到了意义的夹层问题中。就这个问题我想听听张勇先生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