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于纲所扎根的凉灯村坐落在湘西凤凰县，是个典型的贫困苗寨，与熙熙攘攘的凤凰古镇有着天壤之别。刚刚开通的公路逶迤在老山中，一行人缓慢地驶向凉灯村。路上不时遭遇“A”字形的弯道，心惊胆战——黄于纲就在这么一个村里，一画十三年。
去执去蔽——黄于纲与凉灯
当代艺术创作者对于乡土文化向来有一种执念，然而相当一部分人在进行创作之前就已完成观想：有的人向往静谧的乡野，因为那里是路不拾遗的温柔乡，是冰冷城市的对立面；有的人悲悯贫穷的乡野，认为那里民智未开的禁锢地，是诉说苦难和困厄的最佳样本。
而凉灯村对于黄于纲来说，大概只是命中注定的故乡，他所展现的凉灯村也没有设立孤高或苦难的基调，因为“让别人来怜悯自己的作品，来怜悯作品中的这些人，其实我极其反感这样。‘苦’，并不是我想要表达的。”亲历亲见的十三年里，黄于纲成为了在场主义创作者，所有的先验都成了创作中的“蔽”——村民就是村民，他们并没有自带苦难的气质，相反地，只是不悲不喜地活着。对生存环境的深度介入后，黄于纲绘画的叙事功能大大增强，这一点是学院派的写生和调研所不可比拟，作品所涉及的维度也就此展开：美术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
开幕谢幕——来自乡野的敬畏
在黄于纲的一篇随笔中，我们看到了这么几句话：“龙求全一家给了我们什么／是对时间的敬畏／对性的敬畏／对生活的敬畏／对空间的敬畏”。而时空对于这份敬畏仿佛以一种严肃的口吻回应：在开展的当天清晨，恰逢与黄于纲关系很好的村主任家父亲出殡：生命谢幕，展览开幕，生命的有限性和艺术的无限性就在那天清晨打了个照面，微妙又残酷。
作为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敬畏之心使得他见微知著，更懂得捕捉细节：《子夜》里怀孕的智障母亲、《就那点事》偎火炉而坐的一家人、《苗歌王》里床帐下平静的老汉……当他放弃了宏大的叙事，将视角投入到独立个体——灶台上、碗筷边、炉火旁，他在田间地头感受到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对欲望的克制，对空间的敬畏，对于生存空间最朴实的认知。
不变与改变——工业文明下的乡野
费孝通曾经总结过中国农民的传统精神是“知足常乐”，是在“克制一已的欲望来迁就外在的有限资源”，对于原始的农耕社会来说，人们对于土地的依赖，使得农村人口流动性极小。但是在黄于纲的纪录中，这一现象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农村人口已然开始高强度流动，凉灯村里现存15岁-55岁之间的男劳力已经少之又少，村巷中、画布上，尽是一派妇孺光景。
当被问到“画这些农村作品，是不是想要改变这里的贫困现状”，黄于纲并没有给出肯定的回答，毕竟改变贫困是村支书的工作，而他更偏向于乡村生活的参与者、记录者和观察者。毕竟纪录的本身即已是反抗；毕竟变或不变都只在时代潮流的掌控下；毕竟到时间的最后，还是罗马的归罗马，凯撒的归凯撒。
文 / 张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