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展览海报
人只要活着，四处皆城。上世纪40年代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提出“围城”概念，其指涉意义得以延伸为一种既爱且恨的生命隐喻，它作为公共情感状态永恒贯穿于人生历程的始终，无论你处于何种身份与立场，基于怎样的生活经验与视角，都会面临主动与被动选择间的惶惑游离，以及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交织，这也是活在当下的我们一代人的集体困惑与面相。
2017年10月14日，“常青藤计划2017青年策展人项目”入选展览方案之一：“何处不围城”展在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该展览由常青藤计划主办，青年策展人张予津担纲策划，艺术批评家郝青松为学术支持。策展人围绕“围城”的当代语义并对其分层解构，组织艺术家进行主题版块及作品的选择与再造，阅读偏好的回顾提炼及语句摘抄，文体自由的手记写作及泛文化命题的时效对谈。展览现场更像是一场策展人与艺术家合谋的阅读游戏，共展出徐跋骋、江夏然、崔译、等13位青年艺术家的30余件作品，并辅以文学字句、访谈对话内容等文本资料的特殊展呈，传递出策展人试图借由无功利审美和阅读体验延展为对当代性社会话题公共探讨的文化愿景。
刘豪格 无花果与宇宙大爆炸 实验动画 5m7s 2014
策展人将展厅划分为“巴别塔”“恶之花”“成功学”“城门开”四部分并辅以文本解读和纸书陈列，串联起展览的视觉逻辑。每个版块都围绕“围城”多棱形态的一个维度展开，参与者通过创作、写作、阅读、对话互为融合的方式合力完成对现象显性表征及发生诱因的挖掘诠释，呈现了他们挣脱个人认知的偏狭，从本土语境重新观照现代人生活经验的公共诉求与思辨意识，以期在智力、审美、思想、道德秩序皆在瓦解的时下为艺术创作精神力度的找回构建一种策略。此外，开幕当日的现场留言赠书活动亦得到了公共的积极参与，所赠书目皆与艺术家、策展人的创作理念、个人态度、自性空间巧妙关联，而扫描每本扉页上的二维码则可直接跳转阅读荐书者完整的艺术手记、对谈和心灵独白。文学、艺术阅读的互文性在线上线下双平台分阶呈现，有助于增进公众对当代艺术的情感体验，并一改当代艺术束之高阁的姿态，创作者的知识架构与性格温度在展览运作的新实践下得以立体化显现。
龙珩 ROOM2 布面丙烯 80×100cm 2017
据策展人介绍，本次展览邀请到的艺术家的惯常创作与时代、社会不再是强烈的对抗与撕裂感，而是表现为一种自发走近、审视的文化自觉，这相较于极度私人化、情绪化的自由书写，更彰显出一种关注当下、免于个体走向价值虚无的敏锐取向。我们永远不缺少时代的景观，缺少的是反思与超越进而转化的能力。当艺术成为唤起公众与艺术家间情感共鸣并隐含反诘的审美实践，才能葆有持续涌动的创造力和实验性。它或许无法解决社会进程中的本质问题，却可以提供一种更接近人性的文化态度与批判视角，亦为解惑与治愈创造了可能。
巴别塔：他者视角的审视
徐跋骋 巴别塔 综合材料 尺寸可变 2017
徐跋骋非常善于微缩景观装置的制作，他的艺术创作路径也始终跟“空间”有关。《巴别塔》是他“流动美术馆”系列作品理念的推进再造。木质作品的造型类似“巴别塔”建筑，是对西方历史古物跨时间、空间的当代再构。但功能上，又是一个有流动性能、便于携带的微缩美术馆，具备现实中美术馆的展览机制与内在模式。由10个可开合木房子空间营造的微缩展厅，在蒙太奇等多媒体技术的交织映衬下，被赋予一种整体荒诞的叙事方式。徐跋骋通过该系列作品的创作，不仅将惯常无法永久留存的展览做出了固态留存，还消解了美术馆的权威性，实现了他所期望的馆际间灵活交流。
恶之花：个体的困顿
谢炎红 恶之花 木刻版画 90×60cm 2016
谢炎红从《恶之花》中提取信息，尤对波德莱尔的“恶之美学”有情感上的体悟。直视死亡、直击心灵，成为她作品创作构想的出发点，而对文本的阅读体验则以静态（插图手稿）和动态图像（影像视频）的方式得以物化。作家笔下充斥着忧郁与理想间矛盾、痛苦、挣扎的情绪在艺术家的重构视觉场域里烙印上极私人化的直觉思维。
胡佳艺 旅行箱 图片 尺寸可变 2016
作品《旅行箱》是胡佳艺在美国密歇根州大学布罗德美术馆现场行为的一次影像记录，当旅行箱被掏空，她将所提物件逐一按直线摆放，然后开始悉数脱掉身上衣物直至全裸。间隙不断呢喃自语着一个人类古老而永恒的命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而行为的意义恰恰在于现场与不同观众碰撞后，激发出的诸多新理解。
成功学：身份的焦虑
张钊瀛 派对后 综合材料 尺寸可变 2016-2017
张钊瀛作品《派对场》的喧闹现场映衬着结束后的苍白空虚，当繁华落幕，照见的却是都市生活中每个人的精神苍白与孤独。作品现场在于为观众提供对派对后发生事件的想象空间，这种想象会因个体经验的不同各具特征。樊寒冬的画面人物总是面目模糊、深陷漩涡或徘徊于岔口，以一种百无聊赖无所适从的枯燥姿态。他的水墨作品都是个人安全、归属感缺失的真实写照，与之伴随的还有对是否应该孤独地选择成为艺术创作者这一身份的犹豫、不自信和惧怕。
城门开：精神的空间隐喻
无论是邓静、龙珩的版画，还是胡永奇的纸本水彩，从画面直观视觉来看，均与“门”的意象有关，“门”是连通自我内部世界与社会外部世界之“门”，整体呈现一种风格倾向：侧重于在营造画面空间神秘感和光影微妙变化的过程中呈现出艺术观照客观世界和自我经验描绘间的两难选择与生命体悟。
邓静作品
他们基于传统语言及架上形式去尝试“打开”的状态，在可见与不可见的感知中审视当下自我的存在，并以疏离和若有似无的孤寂视觉美感寓意现实经验空间的无限挤压与工业文明发展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淡漠是现代化的必然阵痛。
思想匮乏、价值失衡、异像丛生、充满诱惑且剧烈变动的时代，我们正持续遭遇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压力和精神危机。尚处人生成长拐点的青年群体，更易深陷“围城”丧失前行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人生何处不“围城”，谁不是在现实和理想冲突交战中兜转，渴望一场酣畅淋漓的救赎？“如何摆脱困惑”是大家无法回避的症结，也是青年艺术家所面对的创作语境。他们虽不再拘泥于父辈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沉迷，却将创作引入另一种始料未及的极端：在盲目追求性格特质和视觉观感的过程中自我的迷失愈加凸显，碎片化的日常反促身份选择和价值取舍上的尬点。因此，年轻的创作者需要在艺术领域重新厘清自我社会坐标，并从个体的局限中解放、置身于社会洪流的裹挟之中，回归智性的生活与对时代的思考，以填补创作内容与内心世界的苍白无力。
阿多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商业资本过度操作与庸俗化创作如此肆意的当代中国，文学和艺术作为审美活动理应因其存在使人类得以在虚无的深渊中存有反抗的力量和希望，更为重要的是自身具备的批判和反思能力必须受到承继与发扬。艺术创作一旦脱离时代命题走向视觉空洞化、绝对自我的逼仄处境则必将沦为无意义。恢复创作主体的独立思考与责任担当也许正是青年一代意欲革新的新方向。这场以公众日常阅读经验为视觉线索串联起的展览，在群体忽略阅读、误读艺术、人生目的消解、理想淡化、奋斗精神衰退的当下，具有积极的现实启示：它将告慰每位走进“阅读”场域的观者，拥有直面人类实际存在境况的勇气，从理想主义与幻象破灭的消极死循环中走出，正视此在的真实与未知的永恒。而这也是策展人的策展初衷。
此次展览于天津青年艺术周期间在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据悉，本展览将持续至2017年10月19日
展览现场：
参展作品
观众在观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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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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