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耳，六十年代生于北京，在美国生活多年，写诗多年，并从事中英诗翻译，曾参与《一行》《诗象》等海外诗刊的编辑。张耳著有数本诗集，包括《没人看见你看见的景致》《水字》《关于鸟的短诗 （双语,Verses on Bird）》《山缘》《河与城（双语,So Translate Rivers and Cities）》《黄城根 一溜门》。她与陈东东合作编译的《别处的集合--中国当代诗选（双语，Another Kind of Nation: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在美国出版。她多次应邀参加国际诗歌节，研讨会，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法国、葡萄牙、俄罗斯、秘鲁、新加坡和美国各地诗会和大学朗诵和讲演。张耳一贯以母语创作。她与丈夫女儿一起过家，现为华盛顿州立常青学院教授。
黄昏月——给彭邦桢
一杯咖啡，两杯咖啡
我们就这样走进了黄昏
由于没有期待艳热，也就无所谓落日薄寒
云山雾罩间，一片白帆抒情地滑入
窗外印象的流水，旋即被机动船火速超出
水的成分已从画面上漏光
只有研磨过全部生命的焦墨
才可能兜住河的底线
暮日被云虚掩，进而具备可以仰视的光轮
像黄昏时分的盈月，或者吉红和祥的桃
“皮蛋瘦肉粥两碗”
对仗欠工，你坐在我对面摇头
可粥与粥同样香。竟不图新异
晚饭端上来了
岁末的日子已经很累
夜并不可怕
夜升上来，我们才得以鉴赏真实的月
写月的老人，以及幻影里
栖身经年的嫦娥与吴刚
这首给彭邦桢老人的诗，大约写于一九九六年秋，我那时正与彭邦桢在纽约合作编辑诗刊《诗象》第四号。彭先生（虽然当年在纽约大家都称他为“彭老大”，我却从来都以先生称谓）时年七十七岁，在当时纽约诗人圈子里最为年长，每每在唐人街中餐馆里召集小聚，有时高谈阔论话当年，有时娓娓细讲身体近况，出游收获，圆睁的双目总是炯炯有神。自谓祖籍从甘肃移民南下至湖北黄陂，所以有西域人的面像。后来我从下城搬到上城的华盛顿高地，离他家在上城第五大道的公寓近些，他就常约我在九十六街百老汇的一家台湾馆子里午饭，聊天，从中饭聊到晚饭的事肯定有过。记得那家的粥很好喝，也是平时自己在家没时间做的饭食。所以我到那儿总叫粥喝。不记得彭先生爱吃什么，可见我对他关注不足于他对我的关怀。我那时初出茅庐，写诗刚刚五六年，又刚刚从校园走上社会，不省人事却又自视很高，在他眼里一定单纯得可爱又可恨，还不太听话。我有感于彭先生当时对自己身后诗名成就的万分担心，不知深浅地在诗里劝慰一番。诗中展示纽约哈德逊河的风景就在我当年客厅的窗外。窗户向西，每每有夕阳西下的风景，所以有黄昏“盈月”一说。彭先生和蔼可亲和传统寿桃的意象，与他驰骋江湖风流倜傥的一生交织。“写月的老人”，当然指彭先生自己。后来他命我替他主编在台北出版的《诗象》，我勉力编辑了一两期，自觉阅历精力不足，加上怀孕生女，照顾小孩，就放下了。想想真是有愧于先生的器重。二零零二年到零三年中，他病倒在旅途中，肺部感染，拖着呼吸器躺在担架上飞回纽约。记得那年春天去医院看他，给这位写过《花叫》的诗人带去一大捧盛开的丁香花，值班的护士不让把花放在他的病房里，怕花粉加剧老人呼吸困难。他望着我，含泪，流泪，拉着我的手却无法讲话。“张怀具象还抽象，耳听无声胜有声”，是几年前在我搬入新家时他写给我的藏头联，后来随我搬家数次，至今还挂在我书房的墙上。他去世后，纽约各报发消息和纪念文章，我却写不出一个字，直到六年后的今天翻出旧诗，彭先生流泪的样子重现眼前。几天前，严力兄从上海电邮，命写“中秋诗”，关于月，关于秋，让我想到彭先生的“月之故乡”。这首诗后来被谱成歌曲，流行全中国，到现在还是小学生声乐考试的教材。特地录下：
天上一个月亮
水里一个月亮
天上的月亮在水里
水里的月亮在天上
低头看水里
抬头看天上
看月亮思故乡
一个在水里
一个在天上
明白的字句有着民歌式的复沓节奏：家没有了实体，团圆更隔了不能跨越的距离，本是现代人该认命的现实，但是我们还有诗，还有想象力，“一个在水里/一个在天上”，都被他轻轻搁放在我们的心里了。这诗高就高在这儿。彭先生一生戒马，或战场，或情场，或诗坛，其豪气，霸气，傲气难被同代诗人接受，把他的诗才掩了一半。诗人圈外反而名声赫赫，受大众欢迎。有心人可在陈宁贵诗人坊读到更多彭先生的生平。张耳补记于2009年9月，并为彭邦桢先生焚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