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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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是个人历史的另一种书写样态，它总是或隐或现地映射着作者的人生经历及其心路历程。画家冯远生于黄浦江畔，在那里度过了“右派子女”的少年时光，青年时期又落户北国，在那里留下了9年的知青岁月，七十年代末考入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担任副院长，九十年代以后历任文化部教科司司长、中国美术馆馆长及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这样壮阔的人生经历，给我们提供了阅读冯远先生人物画作品的时代注解，将这些注解联缀起来，便可以复原出一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图景。冯远先生自幼喜爱历史与文学，中年以后又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社会文明建设与国家文化管理工作中，因此，他的人物画作品就自然而然地转述着他对于民族历史、国家现状及社会现实等大主题的思考，它将个人的历史投射到国家的历史之中，书写着与中国社会同步进展的“大”历史。这样的历史书写，反映出一位当代中国画家的艺术良知与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意识，其作品所包孕的思想底蕴与精神感召已超出了绘画的界域。他其实是立足在当代中国现实土壤上的一位时代歌者，只是他将音符置换为笔墨。
如果暂不论冯远先生的抽象水墨系列，只就其人物画而言，似可以将他的作品划分为两大组群：一个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秦隶筑城图》、《屈赋辞意》、《历史》、《建国方略》、《秦嬴政称帝庆典图》及《保卫黄河》等作品，一个是2000年以后的《虚拟都市病态》、《都市百态》、《我要读书》、《圣山远眺》、《雪山祥云》及《苍生》等作品。由前一作品组群向后一组群转型中所呈现的题材变迁是非常明显的，这即是，从历史的到现实的，从神话的到人间的，从政治的到世俗的。然而，在这两个组群之间所贯穿的基本创作主旨却始终未变：冯远先生始终关注于人，始终通过深刻揭示在历史、政治、民族、国家以及世俗人间的各种场景中所体现出的人的丰富性，来追寻历史情境，阐扬时代精神。在这两个作品组群之间，也发生了从英雄到普罗的对象转移，和从仰视到平视的视角转移等，而这种转移的背后则隐含着画面人物角色的重大转换：从“形象”到“面孔”。前者是历史传说或政治风云中的人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历史发展、文明进化及社会进步等的象征；后者则是现世生活中的各色人群，他们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平凡而直接的参与者。“形象”有时是在神坛之上的，“面孔”则就在邻家的日常生活中，因而，“面孔”比之“形象”更具现实可感性，也更具表情的丰富性；另一方面，“面孔”又不同于追摹一切自然生理特征的“肖像”，因为“面孔”更逼近人群中的“类”的特征。塑造“面孔”的“类”特征的，除了自然生理因素之外，还有时代风物与时代气象，因而面孔中便被写入了时代讯息。冯远先生笔下的当代众生即是中国新时代的各色面孔，他们全都来自现实中各种寻常背景，然而他们却可以逼真地描述中国当代社会的各种情状。因此，冯远先生刻画的人物面孔，实际上已将中国人物画创作，推展到一个与时代精神会晤的表现层面。
而这一切，似乎并不主要是凭藉他作品的形式技巧。冯远先生一贯坚守立足生活本体的创作立场，作品所传递的思想与情感，无不是从鲜活的生活场中发出的真切回声。他以一种生活的在场、情感的在场、精神的在场的姿态，去感受现实人生的生存百态，进而挖掘他们形貌背后的精神状态，并通过捕捉、刻画与表现这种状态，来描述一个时代的文化与精神的表情。他用一种饱蘸人间冷暖的创作方式，将时代的温度保持在笔线墨色中，从而让人看到他的作品，就仿佛读到了那一段历史。
在纷纭繁杂的中国当代艺术格局中，这种立足生活的在场姿态既不张扬也不取宠，然而它紧贴大地匍匐而行的坚实性格，却值得我们格外尊敬。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中国人物画创作面临精神匮乏的困境时，他把一种“现场”的创作姿态，还原成一种“现实”的审美态度，并用这种态度创作出动人心魄的作品，从而重新激扬起现实主义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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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冯远先生是不注重形式语言的。事实上，他其实“很在意笔下每一幅作品的视觉形式和造型形式感”（冯远语）。并且，为此他曾通过《水墨抽象》探索墨色变化，通过《水墨戏剧》探索线、形构成及质感、空间关系，也曾通过《罗汉系列》探索线的表现可能。最后，他以坚实厚重的造型、舒展畅达的笔线、宏阔开张的构图及雄强朴厚的笔墨组合，打造出具有鲜明个性与时代风采的形式语言。
冯远先生的人物画以大刀阔斧般的粗线条构造形象，一笔下去，既有体面，也有明暗，既有质感，更有墨色本身的意味和书写意趣，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画“笔”的内涵。通过笔的多义（特别是体面、明暗）表述，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画的写实造型与写意笔墨间的融洽对接问题。作品墨色浓重，以具有较高饱和度的重墨为基调，拉大墨色变化空间，使墨色层次显现在一个大起伏波段上，从而让形式意味与视觉冲击共同呈现。他的行笔迅捷，在因形遣笔以描述形象真实的同时，更是让笔的行走听凭内心情感，从而将“写”的抒情性贯穿整个创作。另一方面，他又用这种“写”出的线条组合成了具有塑造感的笔墨图式，从而完成了一种雕塑般的形式构造。因此可以说，冯远先生的笔墨图式既蕴藏着书法的情致与意味，又表述着雕塑的团块、结构及实在感与质地感。这种笔墨也便以“写”为“塑”而不至工板，又因“塑”为“写”而不至虚妄。如果说，素描加笔墨的中西结合只是一种皮毛架接，那么，或可以说这种“写”“塑”互用，已经进入中西造型艺术间更为本质的对话。
这种具有塑造感的笔墨图式，让冯远先生在浙派第三代代表画家中特显突出。因为，如果说这一派画家中的吴山明先生的变化的墨法、刘国辉先生的醇化的笔法，都是各自在明清文人笔墨的延展线上向深度进展，那么，冯远先生的笔墨则似乎是调整了一个行进方向，因而，他也就多少有些远离了浙派。冯远先生所追求的，并不只是传统文人画的笔墨意趣，他是要用比明清远为久远的汉唐精神去浇灌笔墨，这种笔墨以粗拙的形质应和着民族文化“重”、“拙”、“博”、“大”的精神传统，如果说传统文人画在更多的时候是对应着简约清雅情趣的话。因此，也可以说，在有些远离了浙派的同时，冯远先生也有些远离了传统文人画。冯远先生曾说：“传统绘画中高超的笔墨技艺传承应为当代的内容服务，这是我们这一代画家的历史性课题。”追踪着当代生活的多姿多彩，笔墨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而追逐着现实的波澜壮阔与万千情态，也便形成冯远先生如交响乐般气势宏大的多重笔墨，从而让笔墨从文人“余技”的简率涂抹走出，而进入一个气象丰沛的表现天地。
冯远先生的人物画，通过让坚实的造型功底与书法式的抒情笔墨相结合，让现实主义的创作题材与厚重博大的精神传统相联结，建立起具有鲜明时代感的语言形式。这是他作为时代歌者所凭借的声音质地与曲调旋律，如果说它们正激昂地传递着时代的强音，那么，在其中其实也回旋着传统的余音；如果说它们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的文化意境与精神气度，那么，在其中其实也混融着西方式的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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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冯远先生具有娴熟的笔墨功力与令人信服的造型能力，但他更为关注的却是形式、技艺背后的思想与精神。他用诗人的气质与历史、时代对话，用哲人的心思晤对中国文化精神。宏大、雄强、昂扬、向上的精神性灌注在他作品的所有方面，从人物到场面、从笔线到构图、从色彩到气氛等等；而无论是众多的人物场景，还是单个的一人面孔，无论是长城、黄河的重大主题，还是都市百态或雪域高原的芸芸众生，都无不呈现在史诗般的宏大叙事之中。
因此，冯远先生的人物画总给人一种震撼心灵的感动。其跃动的线条、其浓重的墨色、其响亮的色彩，其开张的构图、其雄劲的笔墨、其巨大的营构等等，共同铺垫出他作品雄强霸悍、朴厚苍浑的精神质地。无疑，这种质地，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自他长期生活的北方风土的浸润，如果说，他蕴藉的小品更多地体现出他身上南方的灵动性情的话。
雄强大气的作品，是冯远先生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一个重要媒介，它一方面恰当地表述着他深厚的思想情感与开张的胆识性格，另一方面也与蓬勃向上的时代风华保持着共同的呼吸。而这两个世界所撞击出的，一定是一种黄钟大吕的声音，这两个世界所交汇出的，一定是一种撼天动地的笔墨图式。
而这样的笔墨图式，是几乎不见于古典笔墨传承谱系的。因为，自宋元起，当笔墨成为中国画的中心词并被文人们奉为圭臬之后，就向着清、柔、简、淡的方向发展了；而在此之前的汉唐时期，虽然流布着雄强激昂的文化精神，但彼时的中国画笔墨却尚未发展。因而，笔墨图式与雄强精神这二者，就因历史的错位而不曾走到一起。而能让它们在一个新的时代天空下携起手来，实在是当代中国画家所独有的机会，冯远先生雄强的笔墨图式便产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在这种图式中，严谨的写实保持着文本的可读性，而重厚、强劲的笔墨则增加了精神力度；丰富的意象寄托着浓烈的情感，具有崇高感的形式蕴藏着深刻的哲思。昂扬向上的时代风潮，流注到冯远先生的人物画中，他只是忠实地接受这一感召，并把它不做掩饰地传达出来。他也因此完成了中国人物画的形式与内涵的整体建构，以及技艺与精神的高度统一，从而倍受瞩目地进入当代中国绘画史视野。
在雄强激越的另一面，冯远先生又是理性而深邃的，因为他是一位具有丰厚学养的学者型画家。他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如《从生命意识到审美知觉》、《回到单纯》、《现代日本画的启示》、《重归不似之似》、《“人”的艺术和艺术的“人”》、《并非背叛的选择》及《东窗夜记》等都体现出他独到的学术视角与具有洞见的思想力。这也是他凸显于当代中国绘画史的另一重要原因。他用自己的哲理思考与艺术实践，提出并力图回答着当下中国画创作的诸多问题，如文人画的当代价值，中国画的造型、色彩和形式构成的现代转型，重提现实主义，艺术中的客体与自我的关系，中国画家的当代使命，中国画的精神性，以及当代中国画的出路等等。而他的作品更以高度的敏感切近了这些问题的实质，从而使他的中国人物画创作辐射着一个广阔的学术疆域。
近些年来，冯远先生一直思考着中国艺术的现代转型之路，他的每一次风格嬗变也都是在这个道路上迈出的一个个探索的步伐。而他目前的笔墨图式也可能只是标志着这一探索过程的一个特定阶段，这一探索过程也一定还要继续下去。但是不管这个过程会怎样进行，作为一位时代歌者，他将永远以变革的时代为舞台，他所有的乐感也将永远来自时代的启迪，因为，与其说他是为时代而歌，莫如说是时代选择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