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金韬 程淑彩
王晓辉的微水墨创作，一直以来似乎都在试图颠覆主流架上艺术的阅读经验，似乎要把一种全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视觉探索符号化，固定化。我认为这不仅体现在因水墨之“微”而促使读者近距离阅读，并进而产生某种全新的阅读快感上，也不仅表现在“咫尺应须论万里”的审美情趣上，更体现在因对阅读经验的改变有所预测，而相应在画面刻划和营造方面的创新及深入上。可以看出，王晓辉努力在这微小的空间内朝着纵深加以刻划，向着精微细密处加以寻觅，并在这咫尺之地中最大限度地调动起阅读者丰富的视觉想象力，从而引导他们去探究和领略水墨世界中那精微玄妙的意趣，在这种探究领略中实现当代的、全新的视觉经验的满足。
研读微水墨，推想作者的这种探索努力的心理动因，我认为可以有以下三个学术点值得关注。
首先，这种探索对纠正因惯性驱动而确立的，当下极为流行的“高”“大”“靓”人物画风气多有裨益，毫无疑问，这种流行的创作风气是在充分发挥了其优势之余，也在人物表现方面呈现出概念化、程式化的弊端，所表达的对象物并非存在于自然生活状态中，而是存在于创作者自我主观的想象中。为此，尽管在这种刻划中作者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并试图以气势、“大感觉”、“大效果”取胜，但终因对象物的虚假飘渺而致使画面空疏、粗粝。对阅读者而言，由于这种空疏和粗粝的“熟知”和“似曾相识”，审美注意和热情受到干扰，反而无法在接受的层面达到创作者意图的真实传达，这种形式随之而成为“失信的带言人”。进而水墨世界中作为精髓存在的“探微”“畅神”意趣也会随之消失殆尽。这就是我们为何要反对“文革”时期那种抛弃艺术主体，致使艺术附庸于政治的“假大空”。要反思文革以后以继承传统和艺术创新为标榜的，实际为市场利益驱动，一味迎合市场品味的“行画”，也是我们肯定王晓辉微水墨创作的重要原因。
其次，阅读方式的改革缘于创作者叙述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微水墨中，就是作者把对人物的刻划转入到一种自然状态。这种转变的契机就是作者对人物“型”的重新诠释，画中人物或坐或卧，或喜或忧，皆呈现出生活中的自然状态，正是在这种表现中，作者把人物画家所应有的悲悯意识深深融入其中，从而使之放射出因真实而生发的感动，表现出因精微而呈现的优美。这颇似庄子在《逍遥游》中描述的一种接近孩童游戏的微境界“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以芥为舟，以杯水为汪洋大海的逍遥之游正契合了中国传统艺术以少胜多、以小见大的审美理想。这种理想在微水墨中以超越时代和传统的造型意识，以及细致入微的深入刻划得以深度呈现。
再次，“去文人化”的职业理念驱使作者把视觉因素当做画面的主体追求，把诸多非绘画因素，如画中的诗意、哲学理念、道德说教等加以彻底删汰，从而将“熟知”变为“陌生”，有效地调动读者的视觉想象力，并在想象中实现自己的审美诉求。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水墨创作中文人一直据于主导位置，在这些文人作品中，逸笔草草的写意性，悠哉悠哉的避世性和超凡脱俗的高雅性和诗性表达，一向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其中所隐约反映出的文人的“人文孤独”尤其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然而随着文人这一阶层的消失，其情其趣随之也变成了无源之水。后世画家在缺少内在的心理动因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文人化创作，理论上讲就成了徒具形式感的空壳，装腔作势的无病呻吟。为此，把视觉因素和造型追求提升到本体的高度，应该是当今画家以职业者的身份从事绘画创作时的一种有益尝试和探索。
总之，由于王晓辉微水墨创作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学术性，可以想见它必将带来创作中的叙事方式和接受主体阅读方式的巨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