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他在艺术与媒介论坛（AMF）第三场次“视觉艺术与世界主义”中的发言。
你好，Nikos。听了刚刚你的演说，我觉得自己必须要马上去学习希腊语，你今天可真是具有希腊范儿。虽然我们物理距离上从欧洲到澳大利亚隔着数千英里，但我感觉得到你心中映照着地中海岛屿熊熊燃烧着的光辉。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联结到一起呢？很神奇，这就是一种温柔又切实地形塑了我们的世界主义。就在今天早上，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去联系一些在喀布尔的朋友，并试图帮助他们。实际上我们的机构，我们的专业圈和阿富汗的艺术界建立过联系，所以我要尽力地帮助他们。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时刻，也使我们当下讨论世界主义变得更加急需和必要。
当现实变得如此反世界主义的时候，这个概念（世界主义）就特别显得崇高，同时也更加抽象。在审美、物质和伦理等不同层面上，世界主义最终将我们带到应许之地。在被迫的悬停的现实挑战中，我们应当秉持拥抱、温暖、包容彼此的理念去弥合文化差异，尊重杂糅与多元。不知何故，世界上的不同区域都在面临着非常艰难和残忍的现实，而对此种种的理论与哲学思考也渐趋显得无力以对。但我们应该对眼前的荆棘抱持乐观，因为千钧一发之际，坚持世界主义思维方式仍然是提供着改变现实的可能性。
《Please Come Back. The World as Prison?》展览现场
2017.2.8-5.21 二十一世纪国家艺术博物馆，罗马，意大利
所以我会结合一些自己做过的一些策展案例来从不同的层次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个更为实际的，实在的讨论。作为一个策展人，我常常和在地艺术家合作，并试图从学术与审美角度建立机制性的发轫与创新。当然，我也从像Nikos等人伟大的头脑里获取灵感和指引，我的朋友们对我的帮助难以置信地重要。世界主义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力量使我们明白策展规则与伦理的重要性，而那又非冰冷的陈规。这种力量会引领我们在面临困境时持续正确定位自身，并且信守伦理准则。我想除了伦理探讨的诗学层面，还存在一种实践维度，这能够呼应你刚才讲到的从物质到道德的转变。从美学实践来说，策展行动到底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这里我想简单地解释一下这次讨论提出的标题，你的围城，我的都会。如Nikos所说，在希腊时代，“城市”是一种空间，一种有序发展的社会形态。由此会延伸出关于排他性的“边界”的一些思考，比如，它是一种保护自己不受宇宙（cosmos）力量影响的方式，而都会（cosmopolis）就是来源于此又超越其本源。它是一种新的城市形态，能够让我们开放地拥抱彼此，像宇宙不停地互相作用的星际运动一样。星座系统与存在其中的不同元素之间存在着不可或缺的关系，从而产生了生命，产生了运动，产生了能量，产生了存在本身。这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要怎样思考生存自身的空间？你可以叫它都会，社会，等等。
侯瀚如在约翰内斯堡双年展的展览“香港，等等”，1997
关于如何组织我们的生存空间，大致有两种相互对立的看法。虽然在屏幕上有一些中文注释，但不要误认为这是一位“糟糕的世界主义者”所为。我本来以为这场讨论用中文进行，后来被告知需要用英文，所以我用中文起草了分享文档，并且混杂了不同的内容。我不打算在这里翻译我的屏幕上的分享内容，如果你懂中文，可以浏览一下。但我会将过去的一些急迫的情形与当下的时刻联系起来回顾，并且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现在的一种“双重封闭”情况的矛盾。所谓双重封闭，一方面是由于流行病疫情我们必须保持物理隔离，另一方面是我们要把自己藏在屏幕后面，并且要维持这种持续封闭的状态。
与此同时，就在几个月前，我还和Nikos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如此活跃地在像Zoom这样的平台上和成千英里以外的人交谈，并试图更加密切地与他人建立联系。我们正处在试图处理这些矛盾的紧张时刻，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阿富汗的局势。阿富汗可能不仅仅是把一个现代社会带入一种非常复杂的历史状况中。我认为根本上问题在于，将世界主义作为社会存在或人与人之间共存的伦理方式意愿和历史现实的矛盾而产生着普遍的恐惧感，以及对这种恐惧的政治操纵。那里的人们寄希望于躲在封闭的城市后来获得拯救。因此像我开头就说的那样，对于我们回头去讨论世界主义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存在着现实性维度，由于时间关系，我会进行快速梳理。
为了进一步讨论，我们来引入一些可能更有趣的案例。第一件其实Nikos已经提起过，审美维度上的世界主义已经诞生。在我的理解中，这可以被称为全球性的艺术。而全球视野的艺术家也不再是现代主义传统的延伸，尽管这种传统起源于西方，并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接受。相反，它是全新的。只有融入了不同的历史背景与多样的文化，我们才能重新理解全球化概念的意义。就像许多法国学者强调的Mondialisation (世界化)，而非全球化(Globalisation)。这是一个不同文化从自己的视野和传承积极干预世界融合的过程，而非欧洲中心体系的扩张。
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的贡献纳入考虑维度，尤其是从发展中国家来到西方或发达国家的群体。他们不仅要被西方的系统所接受，更重要的是依据自身的文化背景与个人背景做出独特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考虑不同文化背景塑造的个体经历显得更为重要，而不是将艺术家视为一种特定文化，尤其是“国族文化”，的代表者。这些经历汇聚在一起，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理解世界主义都市的构建过程，那是一种转化与杂糅的过程。这让我想起来了出身中国，常驻巴黎的艺术家黄永砅经常说的话。当他在中国时，经常带着西方视角来批评东方。在西方时，又常常抱持东方式的灵感来抨击西方。这种对抗某种程度上让“全球”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开放的，不断进化的系统，这也是审美旨趣转移而带来的结果。
侯瀚如跳脱以国别来定义艺术家身份的展览“运动中的城市”，1997-2000
所以我先来说说1997年的项目，那也是我认识Nikos的时间，好像比那还要再早一点儿。 那是一个在伦敦办的展览，名字叫做“Parisien(ne)s”，其实早在1994年我就参加了伦敦INIV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Visual Art）机构的筹办工作，并且见证了它的诞生。就在那一刻，我和这个新机构产生了合作。这个机构主要关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与国家、个人经历迥异的艺术家们在英国和西方生活工作，和各种文化交往而碰撞出来的新国际主义的理念。
《Parisien(ne)s》，Camden Art Centre, London, 1997
我住在巴黎。当时正值移民的问题成为一个非常热门也敏感的政治话题，也在被密集地讨论着。1994年，当时的法国政府在制定了一项限制移民家庭团聚的新法律，而在劳动节（5月1日）那一天，移民团体在针对这项目法律进行街头抗议游行。而同时，同志骄傲游行也在那一天举行，那也是同志骄傲游行活动早期的组织。看着这两种精神力量在街上交织非常有趣，我忽然意识到有很多艺术家参加同志骄傲活动，但几乎没有艺术家参与移民群体抗议集会中。这两个社群有着各自的问题与诉求，艺术界的关心程度截然不同。有一刻 ，我感到有些不安。在游行的街上，我拍了张照片，你能在中间看到同志骄傲的海报，批评当时的巴黎市长Tiberi并不喜欢同性恋者，因此也不喜欢巴黎人。
当时在政治世界中通常弥漫着反对同性恋的情绪，而从同志骄傲的叙事角度，这又非常有趣。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移民艺术家群体正在经历转型期，我将为大家展示这一群体如何通过以自己的方式发声，重写历史等来为艺术界注入新的活力。大家知道，巴黎一直是一个充满文化活力的大都市，吸引了很多来自不同文化的艺术家做出了贡献，尤其像毕加索这样载入史册的人。
此时此刻我在想，让来自非西方背景的新一代移民艺术家来代表一种新的勃发状态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我向INIVA提出了在伦敦展出这个项目的建议，而最终在Camden艺术中心我们和八九位代表了三代人的艺术家一起成功地实现了这个计划。就像Nikos提到的，Sarkis是一位来自伊斯坦布尔的，有着亚美尼亚血统的重要艺术家，他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居住在巴黎，在巴黎当代艺术界的构形中起着奠基性的作用。
侯瀚如思考文化、地缘与建筑议题的最新展览“无用之用”，时代美术馆，2021
而另一代人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立足巴黎，这是冷战结束和新全球化形成的时刻。这个群体的代表性人物有黄永砅、陈箴、沈远和Tsuneko Taniuchi。还有来自伊朗Choherh Feydzjou和来自以色列的Absalon。当然，我们也不会把欧洲排斥在外，所以我邀请了来自瑞士的Thomas Hirschhorn, 尽管他已经在巴黎生活多年，但那可能是他在法国以外的首次国际展览。还有来自芬兰的 Tina Ketara, 芬兰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西方边缘的区域。
我将这个项目命名为“Parisien(ne)s”。我发明了一个并不新鲜的词, 以包括女性艺术家们（之后，我在1998年到2011年之间，分别在卢森堡和巴黎等地，以此课题实现了3个其他项目。明后年在巴黎的移民历史博物馆也在准备另一个）。综上，我要说的是一个非常直接和简单的建议，即如何在巴黎社会语境下重新理解世界主义，它是新图景中的全球化 。因为时间的限制，我只能展示原来准备分享文档中的开头一部分了，下次再交流，谢谢。
（以上讲稿由董辛欣翻译并整理，已经由分享者本人确认并授权发表。）
侯瀚如，1963 年出生于中国广州，1990 年后移居巴黎。现任意大利国立二十一世纪当代艺术博物馆 (MAXXI) 艺术总监，兼任欧洲、亚洲以及美国多个艺术基金会的委员和评委。1997年至2000年，侯瀚如策划的“运动中的城市”，探讨了当代亚洲城市建设与艺术的互动及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该展览已在全球七个城市巡回展出，引起了国际艺术和建筑界的高度关注。他一直关注城市空间中艺术的形态和可能性，并策划了一系列公共艺术的计划，例如巴黎的伊文斯基金会的公共艺术比赛 (2002) 及意大利在托斯卡纳地区 6 个城市的公共艺术计划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