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村庄——基于乡村田野调查与文化遗产主题艺术实践的思考

非常荣幸的参与这个活动，见到很多非常熟悉的老师和朋友，有些是十多年不见了。同时此次项目地也是久违的黔东南地区，感觉有些激动，因为新世纪初的前几年，中央美术学院非遗中心一些田野调查和教学活动就开展在黔东南、黔西北。新世纪初中国民间剪纸申遗中的苗族代表传承人就是在黔东南发现的，现在他们大部分已经不在了。

2003年，乔晓光在黔东南台江参加姊妹节  

2003年，乔晓光在黔东南采访古歌的传唱人

2003年，乔晓光在黔东南采访苗族剪纸代表传承人潘套九及家人。摄影：乔晓光

当时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走乡串寨去发现老一辈天才传承者，在贵州省民协主席余未人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在台江和施洞发现了潘套九、王安丽、刘妹莎和张保桥这些苗族剪纸的优秀传承人，他们是真正掌握苗族剪纸文化谱系和了解剪纸民俗文化内涵的人。中国民间剪纸申遗在全国遴选了22位天才传承人，其中黔东南苗族传承人有两位。后续我们带着中央美院非遗中心的研究生、本科生、留学生，考察了黔东南许多节日，从苗族的苗年、姊妹节到牯脏节，苗族的节曰文化即是一场灿烂绚丽的民族艺术节，在雷山我们听了传唱的苗族古歌，在西江古村落考察了民居，拜访了苗王和村里的鬼师和银匠、泥瓦匠。

靳之林推动建立的陕北延川县土岗乡小程民间艺术村，是中国民间剪纸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建立的民间剪纸生态保护社区，为探索作为非遗的民间剪纸传承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重要案例。摄影：乔晓光

我的导师靳之林先生上世纪90年代就到了苗族地区，他的著作《生命之树》中记载着来苗族的考察。我们的田野教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是在黄河流域乡村考察，新世纪初之后开始长江流域的调查，刚才方老师讲得好，要关注生活，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人和人的同在，没有人的参与是一个缺陷，也不是完整可持续的生活。改革开放后的乡村进入到新世纪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和西方工业化进程不太一样。刚才方老师讲到从村庄的视角，从人类学、从亚洲、从跨文化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看乡村，法国在上世纪80年代产生了新乡村现象，很多人开始离开巴黎，离开大城市，到郊区、到乡村，他们开始通过互联网进行日常工作，但他们不是农民，他们也不是购置房产的久居者，他们就是城乡流动的迁徙者，这是城市回流乡村的一个现象。

2003年，在黔东南台江苗族地区调查剪纸传统与拍摄纪录片

进入到21世纪的乡村建设，在脱贫后进入一个更加开放和创新的发展阶段，方老师也是一直在倡导和参与乡村建设，靳之林先生在新世纪初中国剪纸申遗时，为完成社区文化传承的项目要求，2001年—2007年在陕西延川创建了“小程民间艺术村”，并完成了一系列的乡村建设工作，其中包括成立以农民为主体的民间艺术传承的村民委员会；发动群众普查发掘当地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征收民俗器物和生产工具；建设村庄的“窟洞式民间艺术博物馆”；开设乡村小学的民间剪纸课，开展民间艺术的教育传承；开展乡村传承人培训工作；根据当地独特的黄河湾地貌，建设黄河民俗旅游文化村，建设艺术院校写生与考察基地；2007年成功举办了国际民间艺术节，海内外民间艺术家和美术院校的师生共聚小程村艺术展示与表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再来看靳之林先生在小程村做的事情，可视为“艺术乡建”的先声与先行者，他从72岁做到了80岁。新世纪初，中央美术学院比较早的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心新世纪初在甘肃的环县、庆阳一带，对乡村民间皮影、剪纸、刺绣等类型，也都进行了深度的文化遗产专业服务，推动了新兴的非遗传承保护事业在乡村社区的开展。

陕北延川的小程村是靳之林先生创建的民间艺术村，在那里的乡村小学里开设了民间剪纸课，孩子们也喜欢剪花花。摄影:乔晓光 

乡村妇女的剪花。摄影：乔晓光

改革开放40年，我们整个文明的发展从最初向西方学习，到今天开始我们文明内部的整合发展，以前我们是分开来对待传统的，民间的、官方的、文人精英的，大传统、小传统，主流的、边缘的，今天随着国家不断的发展与强大，我们开始进入到文明内部的整合时代。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没有离开村庄，最早是知识分子和乡村改造：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有过合作化的村庄时期，村庄与城市的生存，成为一个长久差异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土地开始被农民承包，乡村里的文化，由国家体制内的文化部门开始实施民族文化的复兴。上世纪末的时候开始扶贫，新世纪前20年脱贫攻坚成为一种时代的壮举，今天乡村建设成为新的发展目标。

从黔东南这次大地之书的艺术乡建项目，我们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它已经从原来的知识分子和村庄的关系，走到了年轻人和村庄互动发展的时代。艺术乡建正在成为乡村建设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方式，年轻人带来了艺术，也带来了他们对乡村的理解与发展的情怀，也带着互联网一代年轻人对乡村未来的梦想。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理解村庄”，也是在和年轻人交流探讨在村庄如何更好的开展社会实践。大地上的每一个村庄在我们到来之前就有艺术，在乡建之前就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历史和生存的选择与发展，还有改革开放以后40多年本土最底层社会变革的现代性，一切都活生生发生和存忆在乡村。所以，我们建设什么，我们怎样建设，我们为谁而建设，中国乡村的建设不是从零开始，以现代性视野改变乡村的社会实践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

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正在进入一个文明内部整合的时代，当我们的主流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以后，必然要和民族民间文化开始文明内部深层的文化整合，民族民间文化是活态文明的主体，也是文明的本体、本原之身，实现文明本体整体性的现代化转型发展，才是实现文明转型发展的根本。刚才方老师说的乡村建没中的东方哲学问题，其实也是中国本土的生存哲学问题，民间的生存和生命哲学讲相克相生的关系，这和中国古老的哲学观念是同源的，靳之林先生提出的中国本原哲学就是研究民间文化后的发现，靳先生是一个发现生活的天才，村庄也是一部生命哲学之书。

今天的“艺术乡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乡村建设”不一样了，年轻一代人的参与和原来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首先是时代背景不一样了，年轻人带来了城市文化、工业化时代的艺术观和互联网时代的生活方式与方法，带来了年轻人个体的情怀和实践创意。今天我们选择艺术的方式介入乡村建设，也是一个适合乡村接收的选择，因为村庄本来就是不使用文字，不依赖文本和书写传统去生活的，村庄的生存需求中，使用最多的就是艺术的方式，村庄里的艺术在文化上是综合的，学院艺术专业的分科在文化上又是分离和碎片化的。所以，“艺术乡建”概念里的艺术不仅只是指包豪斯以后的西方艺术传统，其中更重要的还包括我们本土的艺术传统，尤其是民族民间艺术传统，我讲的“理解村庄”也是在倡导理解本土的民族民间文化。其实我们应该意识到“艺术乡建”内含的双向作用，一方面是我们从外部介入的艺术方式的新乡村建设，另一方面，由“乡土中国”时代历史积淀的村社活态文化也在滋养和启蒙我们对民族民间艺术的认知与体验。其实，活态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养育和支撑着高校许多专业学科，从这个角度看学院学科的发展，“艺术乡建”也是通过对多民族村庄的理解与学习实践，去发展自身学科的建设。中国的现实生活蕴含着丰富的对偶性，对偶的哲学也是生活的哲学，我们应该警醒反思的是，我们不能夸大“艺术乡建”的作用，也不用过度美化乡村田园的完美，实际的生存所面临的问题比审美创意复杂的多。通过黔东南这样的项目，我感受到近百年来开启的乡村建设，正在进入新的转型时期，村庄开始和年轻一代艺术家、设计师及青年学子们相遇，相信村庄的未来一定会美好。

今天我做了四张示意图，通过图像的示意信息，来介绍多年来我在村庄田野的认知，这其中包含着对乡村常识和经验的发现与学习。乡村几乎是我们每个人族源身份的归属，也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乡村曾经是封闭的，但今天乡村在不断开放起来，今天无论是谁来做乡建，无论什么方式，人类学的、社会学的、艺术学的、建筑学的，或者农业与生物学的，村庄都在接纳，村庄成为时代改革的实验场。村庄里的生活就涵盖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许多因素与问题，村庄的发展需要综合的视野和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力量，才能解决现实问题。

我们在倡导建设乡村，首先要来认识乡村的价值，要从农业和区域发展，从历史文化与文化遗产等多方面去发现乡村的价值。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描述了法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化初期状态，他当时讲有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在法国农民的转型和身份的变化伴随着就是乡村的消失，城市化似乎一夜之间发展起来。中国的情况是农民没有终结，乡村年富力强的农民转成了农民工，身份也在发生着改变。与法国工业化初期乡村变化情况不同的是，中国是农民没有终结，村庄先开始了终结。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有70多万个行政村，400多万个自然村，40年后，有专家提出我们自然村的消失数量可能接近二分之一左右，最近的数据是我国行政村的数量在68万多个，自然村的数量在200多万个，当然也许这个数据不太准确，但总体的情况是，我们行政村的数量减少不多，自然村的数量减少近半。

黔东南的大地乡建的项目，也是从村庄开始来尝试整合乡土性与现代性融合发展的途径，所以我觉得理解村庄、发现村庄、学习村庄、实践村庄，这应该是乡村建设的一个实践基础，尤其是中国乡村正处在一个快速流变消失的阶段，许多文化的活态性也在衰退与消失，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艺术乡建”的时间意识，乡村里的文化是有时辰的，乡村里的传统不会永远在等着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我们民族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文明转型期，也是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时代，也是交替融合的时代。所以，理解村庄、发现村庄是乡建的一个起点，无论什么方式，这是不能回避的起点。你对村庄没有理解，就会忽略村庄的价值和其文化内涵的一部分，我们对村庄理解的深度、广度，对村庄发现的敏感和事物认识的完整性，都在决定着我们乡建的深度、广度和创新的适度。

我们来看第一图，这张图提出两个问题是，一是乡土中国与中华文明持久性核心因素；二是非遗作为活态文化与活态文明的价值。近百年来，国内学界和西方汉学界对中华文明持久性核心因素的研究，基本确认为汉字及汉字为核心所形成的书写传统，尤其是西方汉学界认为这是唯一的核心因素。图中间这个柠黄色代表了以文字核心的书写文化传统、代表了皇权、代表了古代城市，商周开始发展了最早的城市，城与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很早的对偶存在。图中心圆的柠檬黄色，也代表了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的中心黄色，外围大的土黄色大圆代表大地，上面细密的土红色小圆点代表了村庄。以前我们对大地只是土地、田地、故土、泥土的概念，大地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概念。村庄是大地上的文明产物，大地还有更多的自然生命造物，大地上的植物、植被、生物，村庄和这些自然造物共同生存在大地。村庄也像大地上的一棵树、一座山、一条河一样，村庄也是在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成长，生生死死的轮回。所以说大地之书，每个村庄就是一本独特的生命之书、生活之书，中国的大地就是一个没有围墙以星空为穹顶的活态图书馆，农民是这些无字之书的作者，但今天这个图书馆里的许多图书已经消失了。

新世纪初非遗项目启动以后，我们开始从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及现实中的可持续价值角度去审视乡村里的民间艺术，我们开始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代表的活态文化传统，同样是中华文明持久性的核心因素，尤其是以活态文明的视野来观察多民族乡村文化传统的事实，这个活的事实承载着民族历史最真实的存在，打破了汉字为主的主流文化单一文明中心论的说法。我们认同以汉字和书写传统所构成的文明核心因素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同时我们认为以各民族劳动人民群体为主体传承的多民族文化传统，同样也是可持续的重要因素。以村庄为最小文明单元构成的村社活态文化的存在，就是一个活的文明。今天古史典籍中记载的古代王朝消失了，都变成了文字的历史标本或者故事，今天活着的文明形态，其中多民族村社活态文化的传承可视为中华文明活的主体。文明的活态性成为我们今天可进入、可看到、可感受的现实生活，其中有文化的体温度、历史的记忆、有生存的智慧与心灵的密码。村庄里的活态文化有身体、有血液、有思维、有情感，也有自己的生死轮回。所以说大地上的村庄就是一个活态文明的博物馆，一点不为过。

乡村里包含着最本土的现代性，因为乡村是一个时代生存状态最真实的反映，乡村里的现代性不是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性，而是我们的活态文明自身在世界格局和重大历史事件中发生的变革与变化。乡村作为民族活的肌体，反映着一个民族在时间中最本质的生存反应，改革开放以来乡村自发行动起来形成的农民工潮，即是一篇乡村农民谱写的伟大的生存史诗。还有我们文化传统中最初的变化也是发生在乡村，靳之林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做陕北延安地区13县市剪纸普查时，开始他是用延安鲁艺时的创作方法开展工作，但他很快发现我们不是要改造民间，也不是要单独的学院式艺术创作，民间剪纸本身就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民间有自己的体系，也有自己的艺术表达，靳先生发现了民间文化的本体，从民间剪纸谱系中图腾崇拜的文化遗存，到日常民俗生活中的生命隐喻象征，靳之林先生完成了他的本原文化三部著作《抓髻娃娃》、《生命之树》、《绵绵瓜瓞》，从延安剪纸开始，他打开了剪纸文化的大门，也打开了本原文认知的大门。延安剪纸普查时期把乡村优秀剪花婆婆以办班的形式组织在一起，聚在一起的剪花婆婆不仅剪出了“古花样”，她们也开始用剪刀剪自己的生活和内心里的东西，剪哪些脱离开民俗使用趋向生活表达的题材，民间剪纸的现代性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我们来看第二张图，它提示的问题是：乡村、农民与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经验；古代乡村的文化自治与文化自发传承时代。中国的现代性在百年生成的历史中和乡村与农民有着最密切的联系，这张图的大部分土黄色区域代表大地，密集的土红点代表村庄，橘红色天空代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代表了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正是在党和农村、农民之间建构起来的，我们的革命根据地正是建立在农村和农民群体中的。1927年到1939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策略，这是在乡村土地上的一个创新型的思想，实践也证明它是一个正确的思想，指导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所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实践也深刻的影响了农村和农民。新中国建立后的乡村，农村、农民依然在为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默默作着贡献，“剪刀差”现象中即包含着许多“三农”方面的问题。

在古代社会，皇权不下乡，乡村社会是自治的，民间文化有自身的自生自灭的文化处境，约定俗成的村社文化形态保持着村社文化的绵延，古代的乡村就像一个河流的河床一样，它不是河面上的水，社会很少看的见他，也很少关心他。河流里看的见的水是官方文化、主流文化，看得见、摸得着，河流的水可能是平静的，也可能是激荡的，河流有漩涡、奔腾不息，这都是看的见的历史踪迹，但真正承载历史和民族延续的正是乡村这样的河床文化，它的自治和对祖先信仰的代代相承和文化方式的维系，也是封建社会超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民间河床文化的守恒不变与循环式的绵延发展，支撑着主流文化的持续发展，所以说不仅仅是历代王朝和文人精英的文化创造了文明的可持续，大地上的村庄和农民的生存历史，也是民族延绵不绝、生生不息的内驱力之一。

现在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也是大地上一个巨大的变革时代，图的色彩出现了丰富的色域，上面蓝色代表着改革开放时期的外来文化与科学技术和全球化因素，图下方土黄色是大地，大家注意，其中的土红色点稀少了，为什么？红点代表着农民工，农民离开村庄，走向城市，密集的小红点聚集在绿色带了，蓝和黄加起来是绿色，绿色代表开放的时代状态，代表了城市化和工业化改革开放发展的活力，这个活力和来自乡村的农民工有最直接的关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的农民工潮，我认为这是近百年来，两篇伟大的农民史诗，农民支援革命，农民建设城市，没有农民群体的认同与支援、参与与奉献，我们就没有革命的成功，也不会有如此丰硕的改革开放成果。第三张图提出的问题最多，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文明转型时代，千百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质朴自足的农业时代，近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着民族复兴与现代化的发展的道路，21世纪我们迎来了古代农耕文明转型的重要时期，我们在经历着许多从末经历的事情。文明转型带来巨大的变化，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改革开放、农民工潮、农民建设城市、文明的流动、城市化进程、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等诸多新的东西，后疫情时代同时到来，这些问题更加突出岀来。

我们来看第四张图，这张图结构变了，我运用了九宫图形，九宫不仅包含了深遂的空间意识，也包含着时间的变化。图中以九宫格作底图，上面复合了天圆地方的图形，其中九宫格中置放入不同颜色，我们先看四个角的色彩，蓝色代表开放、外来经验，橘红色代表着革命经验，土红色代表着乡村和农民，绿色代表着改革开放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经验，这四种因素在交融转动参与着文明的转型发展。九宫格中间的柠檬黄的色域代表着城市化的发展，它已经略高于代表大地和乡村的土黄色域。目前我们城市、城镇化人口，已经略高于乡村人口，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还有三到四亿农民。今天城乡二元结构在逐渐被打破，我们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昔日古老的城乡对偶关系被打破，现实在产生新的相克、相生因素，文明在产生新的混生性与融合性，这是一个真正需要崇尚创造的时代。

归纳起来讲村庄是一部民族的生存史，这和文字的四库全书一样，是有历史价值的。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不仅记录在古史典籍中，历史也活在乡村，活在农民的思维与身体记忆中。乡村的社火，一个农民开始扮演周朝、唐朝，扮演明朝的历史人物，扮演古代传说里的故事，他的身体在呈现历史。我们看藏戏，他的歌舞开始戴上面具的时候，他演的也是历史，是很早的神话历史。村庄的原型很古老，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氏族社会开始，还有我们在边疆地区考察时遇上的民族，村庄里的文明类型是丰富多样的，今天的村庄从文化的自发传承时代转向一个文化遗产时代，文化遗产需要保护、需要文化的自觉。我们预测在2030年之前许多传统的文化物种要消失流变，甚至没有了，永远消失了。所以说21世纪前30年是一个传统文化物种抢救记录的时代，这也许是最后的机会。同时，21世纪上半叶也是我们古老农耕文明转型发展的时代，是创造新物种的时代，文明内部的整合会激发出新的发展活力。

我们上本科的时候就学“乡土中国”这本书，看到费效通先生提到三个特点、依赖土地、封闭的生活、熟人社会，今天这些都在改变，乡村里年轻的熟人都到城市里去了，封闭性早已打破，他们在城市里接触的陌生的社会和互联网虚拟的社会。乡村里传统的小农生产不能养家了，人们开始离开土地，农民工在改变着劳动方式。用身体民俗学的视角来看，乡村土地上的农业劳动使用是整体的身体，农民工到了城市以后，身体的劳动发生了变化，身体开始变为分工式劳动，打工妹可能完全依赖于手工操作，建筑业的劳动工人涉及到的技术分工更复杂，比如电焊工、管工，吊车或推土车司机等，工业技术把身体肢解分化为不同的方式与技能，同时劳动价值也开始分化不一。农民的主体劳动已从土地转向城市工业化生产。一个民族文化的变化是从身体开始的，身体的变化引起了情感、价值观、信仰甚至是伦理的变化，我们已经身处这样的变化时代，也是一个转向“现代中国”的时代。

最后讲一下村庄的民族美育价值，今天国家和社会对美育普及的重视，也提出了美育实践的问题，美育实践是一个综合性审美实践的问题，乡村里的艺术传统就是综合的，一个节日里有音乐、舞蹈、美术，也有戏曲等艺术形式，乡村还蕴含着民族文化的活态性、多样性和民俗生活的丰富性等，所以说村庄就是民族美育的第一课堂。古代的美育内容在书本上，但是民族美育是生活在场，生活就是美育的课堂，我们应当把更多的青少年吸引到乡村生活中的民族艺术活动中来，让村庄成为中国青年一代面向未来的文化实践之地。

（本文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原非遗中心主任、原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乔晓光在主题发言的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图片来源：乔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