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维纳斯——傅抱石笔下的《山鬼》
萧平
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研读画史，我们发现，以屈原《九歌》中的《山鬼》为绘画题材并有名可考者，可以上溯到元人张渥，而后明代的陈老莲、清初萧云从亦有同类题材，为后世留下佳作。经过几百年的艺术探索，在古今画家的共同演绎之下，“山鬼”俨然成为了中国的“维纳斯”，她是美的象征，更是爱国情怀的象征——屈原是楚国的爱国诗人，其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悲情，所以写“屈原”实际上是再现他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傅抱石与郭沫若、朱洁夫合影
在全面抗战时期，郭沫若出于时局的需要，创作了以屈原为题材的话剧剧本。那个时期的傅抱石，在许多方面都受到郭沫若的影响，因此他也创作了大量再现屈原语境的作品，比如《湘君》、《湘夫人》，比如《云中君与大司命》，比如是幅《山鬼》。
傅抱石所画的“山鬼”题材相对于“湘君”、“湘夫人”是比较稀缺的，而且此件作于1945年的《山鬼》，画面非常丰富，尤为难得。这种丰富，有四十年代傅氏风格中既有的苍茫，而在苍茫之中又突出了柔美的女子形象，二者产生的强烈矛盾与对比，使其成为一件气韵生动的佳作。
总体上来说，傅先生的人物画有三个特点，首先线条他取之于顾恺之的“春蚕吐丝描”，线条细且富有弹性;人物形象取上古衣冠，是他对东晋、唐人的一种风范再现;最后是风格古拙，他的人物既有陈老莲的高奇古拙,而又扬弃了他的过分的怪异。这些特点使得傅抱石的人物画并不是一味沿袭古人，而是借古开今的创建，是借古人的技法精髓与精神内核，来表现作者的情怀。他在一些细节的刻画上，已经摆脱了古人。比如他画人物的眼睛，不再是以古人或点或勾圈的“点眸子”不同，他是以淡墨晕染后再以浓墨点睛，再反复加笔，直至眼眸灵动。这张画中山鬼的眼睛波光流转，饱含深情，除却动人的双眼，此画中山鬼身上西洋红的运用亦是精彩：山鬼的眉额之间的桃花、山鬼的樱桃小口、山鬼飞舞的飘带，都因为西洋红的运用而格外醒目动人。
傅抱石的人物画的布局经营上来说，一种是他为了纯粹的表现人物，只是单独的画一个人物，比如“湘夫人”题材，常常仅以几片飘落的红叶来衬托人物。另一种是为了表现人和景的结合，更多的是景重于人，人物仅寥寥数笔。而这张作品中，他是把两个特点相结合了。他将赤豹、人物、飞云、车子、山石，都处理为画面背景，将山鬼衬托出来。因此这幅画中既有非常多的人物细节刻画，又有丰富的大背景刻画。从艺术的手法上来讲，此画中傅抱石采用的这种方法叫做烘云托月，这在傅抱石的作品当中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处理方式，显示出了他的悉心经营。山林中有特定的人、物，天上的起伏密布的乌云，形成了一种氛围。在整个画面中，被烘托出来的部分就是山鬼丰润的面庞、雪白的衣衫，加上一点鲜艳的颜色，便产生了类似于“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对比与共生。山鬼的脸部用了淡绿色的复线，而现实生活中，一般皮肤比较白的女性，面部的静脉血管会隐出类似的色彩，细看傅抱石的用色，不得不赞叹其对于生活的观察入微与表现手法之丰富。
此件《山鬼》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其一就是，古人的诗词怎么去表达。《九歌》描绘的是山鬼骑在赤豹上。徐悲鸿笔下的山鬼也是赤身裸体骑在赤豹上，他是对诗词直接的表达。而傅抱石把赤豹放在后面，甚至放在云间。可见，对于前人诗词的表达是有很多种方式的，傅抱石没有直接地去表达，从整体气息和笔墨上看，他描绘的上古衣冠、高古气息是画面的主体。他的人物画既有高古的气息又有现代人的情感，把高古的气息和现代人的情感寄予于一体，这是非常难得的。
傅抱石的大部分珍藏于家中的作品，在他去世后被家属捐赠与南京博物院收藏，这些大多都是他比较看重的精品。现在可见的最大尺幅的一张《山鬼》藏于南京博物院，与其相比，堪称姊妹篇，两张皆洒落与精致并存。
此幅《山鬼》，画面中山水乌云结合在一起，天上、地下的云雾与补景，衬托出了一位一袭白练的女神，显得格外美丽端庄，细部看她的眼睛，又有无限遐思，使观者有“将身入画中”之感。在发丝的处理上，山鬼的“披头散发”显示出一种洒落又自然的浑然大美，头发上借助一些花叶饰物，来说明她是山林之中的神，而非凡尘间的人。在乱云飞动之中，赤豹、銮驾、烟霭形成了偏暗的整体氛围，完美地突出了前景中身着素练的女神。
画面右侧，他的行书题跋可见他的书法功底“翰不虚动，下笔有由”，如同先生作画时一样，运笔如飞。虽然在前人看来，这似乎是作画大忌，因为用笔过快很容易使线条流于油滑，运控不住，笔力不足。但是，傅抱石先生虽然运笔较常人更快，但其却能力透纸背，这与他早年的篆刻经历有关，而他这样的特殊作画方法，也是一般人是无法模仿的。
统观傅氏佳作，凡有其详录诗文题识，并被保留在家中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他比较满意的作品。在金刚坡时期，傅抱石风格并未得到广泛认可的时候，他所作的好的作品是不会轻易赠与他人的。因此，此件创作于1945年，并录《山鬼》全文的作品，是他的自珍之作。而1950年，他将此作送出，受赠者一定也是对傅抱石相当重要的人物。本作补题中的上款人杨仲子，和他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于抗战时期，在重庆订交，解放以后又回到南京一起创办“新安印社”。傅抱石以这件从重庆带回南京的作品相贻之，也算是为这段真挚的友情加上了一个美丽的注脚。
傅抱石的这件《山鬼》，是他人物画中的一张高水准作品，在金刚坡时期的人物画中，更是上上之作。在那个全民族为了国家兴亡而奋起反击的年代，傅抱石以如椽大笔，将这件《山鬼》演绎为了特定历史时期不可复制的钜制。
左：杨仲子于南京玄武湖 右：吕凤子为杨仲子造像
杨仲子
上款人扬子先生即杨仲子 (1885—1962)，原名祖锡，亦名扬子，以字行，号石冥山人、一粟翁、梦春楼主;所居曰海燕楼、一粟翁。江苏南京人。早年读书於江南格致书院，年十六，得庚子赔款留学法国，入土鲁士大学攻读化学工程，既卒业，获接国内友人函告，请国营化学工业既缺，私人亦乏资金办业，难展所学。乃复往瑞士日内瓦音乐学院再习钢琴、音乐理论、作曲及西洋文学，旋邂逅珍妮·安娜女士，相爱而谐连理之好。一九二○年归国，历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主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传授西洋音乐之外，於建立音乐高等教育制度、倡导民族音乐等，皆建树良多。并兼任北京大学、中法大学等校法文教授。与刘半农、刘天华等皆是时至交。教学之余，恒与书画篆刻名家齐白石、陈师曾、姚茫父、徐悲鸿、张大千、王梦白、寿石工等雅集於中山公园水榭，论艺谈心，书画之外，尤醉心於篆刻，自二十年代起，四十年间，乐此不疲。卢沟桥事变发生，辗转移徙重庆，居青木关，一九四二年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教务，後改任国立音乐学院院长。时国事蜩螗，栖止难定，夫人又大归，心境更形悲怆，唯有二诉诸金石，“哀故都之日远”、“哀郢”、“别时容易见时难”、“多情自古伤离别”、“相见时难别亦难”等印，皆是时之制。其妹倩胡小石教授有诗云：“丈夫失志凿山骨，火鸢贴贴风运斤。弥天四海说雕篆，丁邓尽是畸零人。”“杨子落南穷卖琴，竭来石上吐心音。千城飞火嶕瞧峣在，摩刃宁论上堵琴。”境况可知也。及抗战胜利，复员南京，执教於戏剧专科学校。新中国成立，任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以迄逝世。
仲子先生一生所学凡数变：初欲以化学工业兴邦，奈形格势禁，所抱无以展布;乃改事音乐，为近代音乐界前驱;金石书画及文物之嗜，盖居住北京时朋好之影响耳，然钻研日深，後亦蔚成胜业。徐悲鸿曾云：“朋辈中负才艺最广博者莫过仲子，仲子以化学工程师而专攻音乐及西洋文学、中国辞章，至于绘事金石乃其最晚出之绪，而精谙亦历史上之第一流。”晚岁主金陵文物二贝献卓然!
左：徐悲鸿致杨仲子 书札 右：《漂泊西南集》傅抱石序跋
仲子先生生平刻印，曾自辑为《漂泊西南印集》、《哀哀集印存》及《怀沙集》，粟子广采遗印一百七十余方、名家题词，及仲子先生所书甲骨金文辑为《杨仲子金石遗稿》，可称赅备矣。(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马国权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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