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至7月4日，汕头大学与中国文化论坛合作举办第二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由钱致榕、朱鸿林、朱苏力、刘小枫、王绍光等著名学者任教。讲习班闭幕式上，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专程前往演讲，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甘阳做总结演讲。本报刊发潘公凯演讲、答问以及甘阳演讲，以飨读者。
潘公凯：美的问题要不要继续下去？
众多事实说明全民美育不足
通识教育和美育之间的关系确实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初年谈到美育的时候，曾说美育不是德育的一部分，美育也不等于美术教育，它以陶冶性情为目的。现在我们还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词，但美育这个问题，口号喊了100年，却没怎么做起来的。因为我们国家100年来，主要面对的矛盾是内忧外患，是救亡图存，关于美不美的问题，关于审美超越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小范围的事，在全民的范围到目前仍然非常欠缺。
现在大家普遍缺乏美育的基本知识。在大陆的教学体系当中，这方面长时间不足，近几年才好一些。有时我们几个60年代培养起来的校长在一起开会，他们对我说：你一定要抽时间给我们讲讲，为什么毕加索画画这么难看，价格还这么高。这个是好多个校长的问题，更不用说一般老师和学生了。另外，在20世纪的西方专家当中有一种观点，明清以来，中国绘画急剧地衰落，没有什么可谈，没什么可研究，没什么可交流。所以在西方比如美国的一些重点大学，他们研究中国的时候都只研究古代，对近现代非常不重视。这其实也反映，西方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专家对于中国的美术都有很大的误区。当下的一些事更不用说。比如现在有一种风气，各地画院、画会逢年过节都要搞一个国画的现场表演，当场挥毫，挥了之后就签字，就当场可以卖了。但是对当场挥毫这个事情，比较严肃的艺术家非常恼火，觉得这个事情简直有点像耍猴，根本没把艺术当成一个审美的陶冶性情的过程来看。
目前的美术评论，也可以说是多元，也可以说是完全失去了价值评判，或者说价值标准、尺度，各唱各的调，谁出的钱多就捧谁。其中有很多的客观原因，靠文字谋生的美术评论家，经济收入很有限，看人家赚那么多钱，也很不平。所以现在要写一些文章，按字算钱，已经有十美元一个字，因为不这样的话，他也买不起房子，也买不起车，他也得活啊。这就造成了艺术价值标准严重的扭曲，包括收藏界的投机、炒作，这个问题非常严峻。在现代艺术当中，也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一些恶心的形象、恶心的作品，卖的价还特别高。这个也牵涉到一个审美标准的问题，就因为没有标准可言，所以谁创作都一样。
所有这些现象的出现，笼统地说，是全民美育不足，或者更大一点范围来说，说明了我们现在的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从美育的角度来看，现在缺少一些操作性的环节，或者这些操作性的环节没有很好地去改进，所以美育就流于口号，没有落到实处。
美育的三大缺失
目前，中国的美育实施者、操作者都是中小学的美术老师，由师范学院和中等师范学校培养的；师范学院美术系、美术专业的老师，又是从大大小小的专业的美术学院来的。可以说一直到90年代，在师范学校里面教美术的人，都是专业美术学院培养出来以后当不了专业画家的学生。他的教法完全不是按照美育教学大纲来安排课程和讲课内容，而是按照他受教育的方式来教小学生的，他所受的教育实际上是专业美术学院培养专业美术家的方法。在专业美术学院里面，其实大量的课时是造型基本功，学得好的就成了名画家，学得差的没法靠创作去赚钱，就只好到师范学校去教书。虽然他也知道要培养综合素质，但是他按照自己学的去教。他自己是学素描、学色彩的，虽然画得差，但也教学生们画素描，画色彩。这就是现在流行的美术教育，形成了第一个缺失的环节。
19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5、6年开始有所改变。这个改变是从重要的美术学院和大的出版社开始的。中央美术学院为此专门设立了美术教育学专业，目的就是想改变师范学院和师范学校的美术老师的组成，按照国际上最先进的教育理念来培养一些师资，用这些师资充实到现在的师范教育当中，希望它变好。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教育学专业基本上主要不是画画，而是研究美术教育的方法，主要是研究怎么让儿童、少年能够懂得欣赏美术作品，培养出他们的审美的眼睛。这些方面在西方做得比较有成就，世界上著名大学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美术教育学已经办得有一定套路，康奈尔大学也不培养本科生，只培养硕士生，以至于他们的小学美术老师都要拿到博士学位。在我看来这是对的。
第二个缺失的环节是出版和教育。中小学美术教材以往都是自己想当然，也是按照师范美术学院的老师们的理解来培养，基本上教孩子画画。比如教孩子小学开始就画齐白石的虾，有的专门教画葫芦，画某种花。后来慢慢有变化，但基本上是局限在教孩子们画画。最近几年，有些出版社大面积改革中小学美术教材，形成了激烈竞争的局面，反过来对于教材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出版社不惜工本，集中一些人重新编教材。如今，国内的中小学美术教材编的好多了，反过来也推动了师范学院的美术专业的教学。
第三个是大学师资的环节。以往的缺失是，在大学里面，包括综合性大学里面，尤其在工科性大学里面，没有文科，文科变成次要的，基本上没有艺术类的。从90年代末开始，很多综合性学校都开始开办艺术专业，比如艺术学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办的通识教育讲习班中，要把美育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今后的中国高等教育当中进行一次全面的推动。
美育的三个审美层面
近几年美育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那么从美育理想和大的范围来说，美育到底要教什么，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没有哪一个权威的机构，或者有哪些权威人来做一个通盘的策划。关于美育的内容究竟包含什么，该教什么，在全民的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中，究竟怎么来划定它的范围，怎么来组织它的教学配备结构，这是我们今后要研究的，我觉得也可以成为目前正在做的通识教育的衔接内容。
在我看来，美育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是人类的审美经验的意识，它在美育的内容中起到一个支柱性的作用。所谓审美经验的意识，有点像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中提到的，它其实是一个审美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艺术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说小了是美术史，说大了应该包括音乐、戏剧、舞蹈、工艺、美术等艺术的历史。通过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等艺术门类，人培养了审美的眼睛，审美的耳朵，感官因此变得精致化，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只有通过这些作品，这些人，这些门类，我们才有具体的东西可说。我们要研究的是人的这种感觉的能力是如何生成和如何精神化的，是美育的主体部分。
美育的第二个层面虚一些，审美最终的功能是人的自我超越的愿望。人因为有自我超越的愿望，所以才需要审美功能的批判。如果没有这种超越的愿望，其实审美能力也用不着培养，审美能力跟生活条件的满足，吃、住、行其实不同，是非功利性的。从功利上讲，不懂好看不好看，我们照样可以用，所以审美的问题是超越性的。正因为和超越的理念联系在一起，所以在整个历史上就跟巫术、宗教、礼仪等等其他超越性的东西有一种互动的作用。这种互动的作用，也跟蔡元培先生说的美育取代宗教有直接关系。
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除了功利性的目的之外，还有非功利性的目的。人企图超越自己的功利性或超越自我的愿望，是人和动物最突出的不同。
美育还有更远一点的层面，更虚一点的层面，就是关于人的未来的终极关怀的问题。在以往的历史当中，终极关怀是人类生存当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尤其是知识界所关注的根本性问题。在当下，在未来，终极关怀这个问题是否消解了，有点让人忧虑。在未来，人的自我完善的目标能否继续对美育起引领的作用，这个问题更须回答。当然上课来说更不好教，但是对于我们做美育的工作者需要考虑。
以上三个方面我想会构成美育的内容。但是不仅仅如此，还要和人的自我超越的愿望联系起来。在我看来，自我超越的愿望和基本动机，是艺术品发展到现在的动因。那么说到这里呢，各位专家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以往几百年里一直讨论的美的问题，什么是美、美的历程、美的演进，这样一种问题在未来是不是还将继续展开呢？这个问题现在好象本身就已经成问题了。因为现在比如说大量艺术作品当中体现出来的丑，已经成为新的美。在以往的经典艺术当中，一直到印象派，后来到后印象主义再到抽象主义，演进过程中越来越关注和越来越重视的形式美，到了近几十年尤其是当下，已经过时了，形式美、形式语言的问题似乎已经过时了，美学已经开始很失落，搞美学的先生都知道自己学术搞不下去了。美的问题要不要继续下去，首先就已经成为要讨论的大问题。
代之而起的是时尚，代之而起的是不确定，时尚就是不确定的。现在是时尚在主导着价值标准。过去的价值标准由专家们经过多少年的讨论，大范围的研究，然后写书成定论，而现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更加不确定，带有很大的流变性、盲目性、偶然性，今天流行红裙子，明天流行绿裙子，后天流行不穿裙子。与此相关的是终极关怀的问题是否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在我看来，终极关怀是最根本的，是美育所代表存在的东西。终极关怀的问题是否还将在未来社会，未来几十年，一百年两百年的社会中存在，将决定美、审美超越这样一种意愿，是否还将继续存在。所以说起来还真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在想。
民族文化不能这么改造——潘公凯答听众
听众：刚刚您说为什么毕加索的画那么贵，想问您你从艺术的角度是怎么看的？
潘公凯：现在有很多的画家大骂毕加索，说他根本不会画画怎么能说他是画家。这种批判太没力量，太缺乏知识储备。其实在我看来，美术作品的价值，决定于这个艺术家在美术发展的历程当中起了什么作用。美术就像从最原始的阶段一直发展到当下的波涛滚滚的洪流，如果因为某一些画家或他的某些作品的存在，改变了河流的模样，这个人就是大师。毕加索的方向是，离开原有的写实主义道路。在法国的浪漫派以前，是画得越像越好，是错觉模拟的概念。所谓的错觉是什么呢，在平面上表现立体，在平面上把立体的空间和立体的真实表达得惟妙惟肖，表达尽可能地准确，但是到了顶峰以后，尤其照相机、摄影术发明出来以后，艺术家觉得再往前没必要，走不下去了，就走向他的反面，就开始越画越不像。越画越不像，就成为一种发展，一种能力，就成为一种品质。
这种逻辑使得画不像的东西就成了大师。但这里要作注解，不是说真的画得不像就是大师，而是画得极像的人最后又画不像，就成了大师了。真正画画的人，尤其是在最好学校训练出来的画家，让他们画成毕加索那样，还真的难。我就尝试过，要画得像毕加索那么难看，真的非常不容易，因为一画就像。毕加索十五六岁时画的素描就好到他当画家的老爸说自己以后再也不不吃这碗饭了。毕加索就是这样一个人，能把鼻子画到耳朵上去，这很不容易的。
听众：在昆曲这样的传统文化里，比如杜丽娘和柳梦梅，他们就是水袖搭放在一起，既没有拥抱也没有热吻，但是感觉非常温馨，有一种爱的文明。美术在今天如何承担培育心性的目的？
潘公凯：这个问题我倒很愿意回答，因为牵涉到昆曲艺术发展的方向，正好跟大家说一次经历。去年十月份，我在日本东京中心艺术大学参加他们的20周年的校庆活动，晚上有一场晚会，三个国家的古典戏曲舞蹈表演。第一场是日本的雅乐。日本的歌舞伎是民间的，雅乐是宫廷的，有一千多年历史。内容是两条龙，龙在日本和我们的概念不一样，一公一母在谈恋爱。舞台上两个人戴一样的面具，穿一样的宽松衣服，既不接近，也不离开，摇来晃去摇了20分钟，没有其他动作。旁边有一个乐器，有点像我们的埙，从头到尾都是嗡嗡，没有高低的，非常单调，单调到整个剧场里面大半在睡觉。我们中国去了三个音乐学院的院长都睡着了。结果三个美术学院的院长却特来劲，还跑到前面去看，觉得这个最有意思。
第二场是韩国的古典舞蹈，一看是两三百年前的感觉，六个女舞蹈演员，全身都是半透明的白纱，整个背景就是淡蓝色的幕布和灯光，一点花纹都没有，他们在台上跳来跳去，动作非常简单，非常缓慢，相比日本雅乐动作多一点。乐器是三个，一个弹拨乐器，一个短萧，还有一个鼓，同时演员嘴里面还发出吆喝，整个曲调也很单调，但是有一点旋律。
第三个是中国的昆曲，从北京专门请的两位昆曲演员演一段《牡丹亭》，一个男演员一个女演员，一出来就跟前面的不一样，红红绿绿，金碧辉煌，脸上涂浓妆艳抹，有台词，有唱腔，乐器七八个，也很复杂，演的内容，眉来眼去搂搂抱抱的感觉，非常地情节化，非常地具体，但是我们几个美术学院反而感觉不是很好。这个东西呢，我想是跟现在的昆曲改革趋向有关，也与很多人物提出的一些建议有关。它的目的是要让年轻人能看懂这个歌曲，能看懂昆曲。但我觉得方向是错的。
为什么呢？在我看来，最好的就是日本的。(日本的雅乐)单调到崇高的地步，单调到世界上没有一种戏剧是这样演法的，根本是没有任何情节，没有任何唱词，根本看不出是什么内容，但他的仪式性，他的那种单调给人一种崇高感。我们的《牡丹亭》改造得充满了肉欲，这就不对了。对传统文化包括京剧，我觉得就是使它精美化，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朝脱离群众的方向发展。不一定让所有老百姓都去看，它只是拿来体现文化的渊源，体现我们文化中的仪式性、精英性的精髓，保留在那，国家养着，然后重大的国际性的场合体现我们的文化的主体性。它的目的不是让大家享受的。比如说日本的相扑，相扑是很不卫生的，让运动员吃那么多东西，让他们很早就死了，这非常不人道，但为什么它不改造？它就是养这一小拨人，给他们很好的待遇，他们自己也愿意这样，它完全作为民族文化象征物去保护。当然，我们的京剧也可以改成现代观众可以接受的东西，这是一个路向，但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发展方向，即精英化。我是完全赞同甘阳先生提出的精英文化，一个民族没有精英文化，就没有大家学习、发展和羡慕的阶层，完全拉平了。
甘阳：通识教育是人的自我超越
潘公凯院长的演讲画龙点睛地指出了我所认识的通识教育的关键话题，就是一个人的自我超越的问题。通识教育本身不是一个功利性的、实用性的教育，不是让你去找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培养你今后可以在一个复杂的市场当中有多少灵便性；通识教育是要你回到人之为人的根本去。我们现在经常讲"这个有什么用"，这个想法本身降低了人的存在价值。"有用"什么意思，有用无非是讲在市场上有用。康德有句非常伟大的话，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所谓到市场上有用，就是把自己当作手段，无非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机器上的螺丝钉，这有个工作你需要，那有个工作你需要。工作是每个人的需要，功利性，实用性，市场需要性，毫无疑问是每个人必须考虑的，可假如中国人全部都只是为了这一个层面上的东西，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愧对自己五千年的文明传统，首先我们愧对自己作为一个人。你一个人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不是为了市场，不是为了老板，你也不是为了区区几千块、几万块钱活着，你是为你自己活着，你必须问你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清楚，尽管很多情况下，你会做某些你不喜欢做的工作，你会因为这个工作，因为你不喜欢的老板而感到委屈，但实际上你知道自己很不情愿，很不高兴，很不舒服，你会觉得你的尊严并没有得到实现。所以通识教育实际上是回过去问你自己，根本上你到底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每个人都想有个工作，但是工作不是你的全部，特别是为了挣钱而工作，如果这是你的全部生活，我敢说你生活得非常非常可怜，你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什么样的生活，你都被外界所规定。这是一个动物，不是一个人(这是潘先生刚才讲的)。所以，通识教育，我想回到以往西方说的liberal education，所谓的自由教育，目的就是要你超越功利性。所以从前讲通识教育或是自由教育是非常简单的，它的课程一定是非实用性的，非功利性的，因为实用性的、功利性的课程是以后的，比如专业性调查都是功用性的，以后的专业大都是功用性的。但是通识教育，包括中国以前所谓为己之学，都是首先强调让你做一个人。但是强调做一个人，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而是要你通过了解人类本身这样一个过程，来反省、来想你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妙，不单是道德水准并不理想，审美水准非常糟，而且对问题的认识层面非常非常肤浅。比方说大家都会讲一个问题，都承认要学做人，但大家把做人和课程分开。为什么要学《明儒学案》呢？做人是否聘某一个大人物来讲一堂课教你做人？做人实际上是体现在为学的方式，对学术的方式，对文明的态度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认识你自己，什么东西是你所敬重的，什么东西是你所敬畏的。比如说潘先生刚刚所提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在80年代终极关怀是一个大家很重视的词，90年代我们逐渐没有终极关怀，我们只不过是市场上一个可怜的生物，生活得非常庸庸碌碌。我平常从来不大愿意讲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这个社会里面非常非常低级，说这个话仿佛在唱高调，说大话，我不大愿意说，我是个非常现实的人。
我本来想说的是，通过通识教育这种方式，首先让人安静下来，我们现在的整个社会非常浮躁，我们的校园也非常浮躁。我们经常浮躁到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什么东西是坏，不知道什么是好老师，什么是差老师。如此下去，如何谈中国文明的复兴？不可能！也就是说，做人的道理，本身可以通过很多具体的课程，你慢慢潜下心来自己去沉思，自己去潜想，从老师的言传身教当中自己去体会，然后才有可能出现。
我同时要说，我也反对另外一种看法，有些同学问我，你为什么不教自由民主？通识教育是比自由民主更高的东西，比民主法制更高的东西，因为民主法制中国人误解很大，民主法制只不过是个相当低的、维持一个社会外在运转的最基本方式，在一个民主社会下，在一个法制社会，你要什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做一个好人还是坏人，是做一个有审美情操的人还是没有审美趣味的人，仍然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民主法制并没有帮你解决的问题。民主法制只不过是达到一个外在的条件，一个理想一点的条件使你不受欺压。至于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要成为一个孝顺的人，你是不是要成为一个范跑跑，这仍然不是民主法制能解决的，恰恰是你要通过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去体悟。所以通识教育不能满足于仅仅教一些我们非常流行的自由、民主、法制口号，恰恰是要对这些东西本身去进行批判、反省和思考。所以西方通识教育从来不满足于去宣传非常简单的自由、民主。我想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冷战时期，美国的通识教育要读马克思，为什么要读？因为马克思是他们的敌人，因为要去认识比较深刻、复杂的争论，了解这些问题的深刻性、复杂性，才使你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人。
所以我是希望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的学生、我们中国的教授、我们的大学管理者，对我们作为中国人提出一个高的要求。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大的事情，潘先生的讲演让我想起2005年我们在香山开的第一次中国文化论坛，那次会议的演讲嘉宾是杨振宁教授。杨先生给我们四个字：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你要看他提出的意思，就是说，21世纪中国崛起是一个事实性的现象，全世界都在看。崛起是什么崛起？仅仅是原子弹、航空母舰？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崛起是什么样的中国？中国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你能不能够在道德上、知识上、品性上向全世界证明你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你是一个优秀的文明社会？还是一些13亿、14亿、15亿，一大堆蚂蚁，毫无教育，毫无知识背景，只会说一些报纸上的空头大话？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所以，今天我就潘先生最后的演讲讲两句话，就是，我们重新回到一个自我超越的作为人的最根本的存在问题，重新回到人对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通识教育的最高的真正目的所在。
（本版文章未经发言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