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喜用笔墨尤其宿墨，总在墨中求些变化，浓墨者如《月初堕》颇有些深沉，淡墨者如《野趣》有淡而枯之致，总与他追求的“神韵”、“意境”、“格调”有关，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其“生命的痕迹”；
他从事的美术史研究，则更使同代学者如薛永年有了“公凯才是有雄才大略和整体洞见的理论家”的称道；
而在非艺术的爱好上，他涉猎广泛，不管宏观物理学还是微观物理学，新兴的科技成果他都很感兴趣；
如今，他执掌着中国最著名的高等美术学府，并使这所学院在十年间完成了学科的系统革新，校园面貌也有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从而跻身于世界最美、最大的美术高校行列。
潘公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画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曾多次在纽约、旧金山、香港、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等地举办大型个人画展，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20年来在国内重要刊物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出版论文集《限制与拓展》、专著《潘天寿评传》、《潘天寿绘画技法解析》；主编《潘天寿书画集》(获国家图书奖)、《现代设计大系》；编撰《中国绘画史》。
2006年10月，“静水深流——潘公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1号厅隆重举办。作为在国内举办的第一次大型个人画展，潘公凯将他40余幅现代写意风格水墨近作悉数展出，堪称2006中国画界的一大盛事！而此前，因为见者不多，数量又少，潘公凯的画曾一度让人感到神秘与好奇，远不如潘天寿之子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头衔那般响亮。
如果说，在20世纪中西绘画交汇的特定时期，潘天寿回答了“中国画如何既坚持传统，又借古开今”的命题。那么，50年后的今天摆在潘公凯面前的命题则是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经济、信息一体化与区域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纯艺术教学的历史转型。
于是，在2006年11月初一个充满阳光的午后，暂时抛开了管理者和画家的盛名之缚，潘公凯向《教育与职业》讲述了他对“传统”的领悟，以及对“借古开今”的新阐释。
“全能少年”的成长
潘公凯1947年1月24日出生于浙江宁海，童年的他是各门功课都好的全优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标准的好学生”。由于父亲潘天寿对潘公凯的学习能力十分信任，平时并不干预他的生活和学习，这给了他自由学习的机会。因此，童年的潘公凯几乎是在自己的小天地中独自度过的，能力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从无线电、航模到美术兴趣小组，都能看到他活跃的身影，初中时的他就能独立组装一台复杂的万用电表，画作也时常被选去参展并获奖。
然而，在那个时代已经有了“读不好书才学美术”的观念，潘公凯不太想读美院，做专业艺术家，可美术小组的指导老师却替自己的这个得意弟子报了名，并对他说，你去考附中，考上了也可以不去读的。结果，潘公凯考了第一，附中校长找到潘天寿，认为考了第一不去读可惜了。父亲找潘公凯谈话，不强求，但希望他珍惜这个机会。
就这样，1964年8月，潘公凯上了中国美院(浙美)附中，并于1978年8月在浙江美院国画系进修。在“文革”后的学习传统过程中，他临写研究吴昌硕等大家的作品，却很少直接临摹父亲潘天寿的画，因为担心掉进父亲的艺术风格里出不来。潘公凯认为，他今天之所以能胜任多方面的工作，是与他童年兴趣广泛、动手能力强有关。不久前他还找到了小学时自己雕刻的50多方图章以及临摹的《张迁碑》。
他告诉《教育与职业》，自己读书时虽然成绩很优秀，但并不是很看重课堂学习，他反而感觉课外学习更加重要。他看书通常很快，但很讲究方法，在阅读中也非常注重将书本知识和生活相联系。因此，一本书的重点他很快就能掌握而且记忆深刻。
潘公凯画画时间少，笔墨相对陌生一些，这一点有不少评论家注意到了。他向《教育与职业》者坦言，他也希望熟一些，但中国画创作是否一定是越熟就越好。对此，他解决创作方面问题的途径是“有方法、有前提地强攻”。
1980年以后，潘公凯开始通过对潘天寿的研究进入理论研究领域。时值拨乱反正以后，当时西方的思潮开始大量涌入，各种理论问题争论得十分尖锐，每次理论研讨会，他总是默默地听，然后回去深入地思考和研究，待到下一次会上，他的发言往往能够一语中的。他画画时间少，但思考的深入却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在浙江文成山区农村劳动时，他只带了很少的颜料，却仍坚持进行油画写生，并且通过画面色彩在阳光下和室内的比较悟出了用色的规律。
90年代，潘公凯远赴美国深造。由于条件艰苦，他不得不靠卖画维持生计。当时，迫于学业的压力，他只有少量的创作时间。但是由于他在创作中精于思考，自己为数不多的作品通常能被一购而空。或许，正是在学习中勤于思考的习惯与创作中敢于探索的勇气，使他的艺术之道大大拓宽了。
寻求超越的精神境界
驻足于潘公凯的新作前，记者被其磅礴之气深深地震撼了。而当人们叩问何以将画作到如此尺幅时，潘公凯的回答竟然是古罗马马车道决定了现代铁路的宽度。在首次大型个展前期筹备期间，他专门考察了现场，画的尺幅就是根据展厅的墙壁面积大小而定的：展厅中央的那一幅作品达四米见方，画芯足有3.6×3.3米。
在潘公凯看来，绘画尺幅的宏大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毕竟房子盖大了，人们在变化了的环境中的审美需求也不同了，于是中国画传统的笔墨语言与新环境也不相匹配了。他同时告诉笔者，人们并不能直接画一个艺术理想和人生理想出来，但理想对艺术家审美追求的引导却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在他心中，绘画是一种精神性的外在表露，“人的精神性最有价值的表现就是具有超越性——在日常的琐事、烦恼之上，具有宁静、淡泊的心态，能够与自然万物建立良好交流的和谐关系。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东西，却是人生最高精神境界所必需的。”
于是，对于自己艺术精神之旅的语言载体，潘公凯选择了荷花。
对此，他说，荷花是中国画史上除梅、兰、竹、菊外画得最多的一个题材样式，在传统文化发展进程中具备深厚的文化寓意。而他画荷花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与自己的创作手法有关，残荷的结构变化十分丰富，非常适合大写意手法自由的表现，粗犷的笔墨和宏大的结构都可以加进去。就这样，在宋代大儒周敦颐的《爱莲说》确立了莲荷作为中国文人的精神载体后，潘公凯又一次把莲荷的文人艺术形象发挥到了极致。
近几年，用潘公凯的话说，“正是他校务工作最繁忙的时期”，但关于艺术的思考却仍在继续。他尝试着去寻求一种新的方式，以达到“笔墨”和“结体”的理想结合。
潘公凯告诉笔者，这里所说“笔墨”是一种较广义的理解，既包括可视的笔墨语言形态，也包括可视形态背后的价值演进。而“结体”则是指平面的画面结构，亦即章法、布局。(因“结构”一词源自西方的三度空间立体结构造型理念，用在中国画上容易发生歧义，所以还是选用了中国书法理论中的“结体”一词。)在他的理解中，“笔墨”应该是承载主体精神的形式语言，是一种载体，而“结体”也应该是承载主体精神的形式语言，两者的理想集合是由背后的主体精神所决定的。
《寻求精神性》是潘公凯为父亲潘天寿的画册所作的代序，他写道：“精神性是艺术品的价值之所在，而精神性又不能只局限于艺术家个体的精神性，它必须融会到更为宏大的背景之中。”今天看来，这种精神性也正是潘公凯孜孜不倦的创作追求。
艺术家的社会责任
构建和谐社会，道德是最基本的支撑体系，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从而营造起一种良好的道德氛围。
潘公凯认为，构建好当代道德价值标准和理论体系十分重要，“我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道德在传统文化中最丰富。而现在由于人文科学和一些相关专业的长期不景气给中国文化建构方面带来了缺失，因此要重视道德文明建设。”
他指出，道德最基本的支撑点是廉耻，这点没有了，就谈不上道德了。现在，一些人只顾追逐名利，连起码的脸面都不要了，市场上厚黑学的畅销，正说明了这一问题。于是造假、剽窃、抄袭在社会上涌现，污染了社会环境。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成长，有可能使青年一代丧失在道德方面的正确判断能力，而单靠学校里开设的思想道德课，是无法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因此，在他看来，道德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传承问题。
同时，针对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假冒伪劣艺术品的出现，潘公凯不无担忧的说，“艺术品造假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艺术品是特殊的商品，其知识含量高、学术性强、鉴定难度大，而且由于艺术品造假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给打假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因此，有关部门必须要组织专家进行专门研究，制订出有效的打假对策，并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
因此，他认为定期召开艺术品鉴定家会议十分必要。通过探讨有关学术问题和具体操作方法，将“打假行动”进一步专业化不啻为一种好办法。
“建设和谐社会是我们艺术家的社会责任，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成功的艺术家必须要做到德艺双馨”。潘公凯如是说。
因此，他认为艺术家重视道德修养是十分重要的，“道德不是局部的，而是与整个社会风气息息相关的，移风易俗需要长期的努力，作为艺术家应当首当其冲。”
也许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中央美术学院在新生入学时，就特意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环节。同时，学校狠抓师德建设，对教师的要求是“既要严于教学，又要洁身自好。”
与此同时，潘公凯指出，艺术类院校的学生除了专业基本能力过硬、思维活跃外，还必须注重个人修养，所谓的“个性张扬”必须要服从于社会既定规范的约束，因为这对今后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大有裨益。
“两院”院长
2001年6月，潘公凯调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此前，他是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如此以来，潘公凯成为了中国美术教育史上第一位同时担任过两所著名美术学院院长的人物。
而对于他本人来说，这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只是“上级部门从全国美术教育发展的角度作出的通盘考虑，纯粹是工作需要。”
“从我个人来说，我想有两点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是要认真负责地对待工作，一个是要随时随地地学习。我一直把自己工作的过程看成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院长岗位上的自己，潘公凯认为有“两点”是值得一说的，一是负责，二是学习。
虽然艺术类都非常讲究师出何门，但是作为一个不是在中央美院土生土长的院长，潘公凯在学校管理中却感觉游刃有余。
他告诉《教育与职业》，由于地处首都，中央美院所赋有的重要性使他感到责任重大。然而，要想一下子就把中央美院的工作组织、管理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中央美院具有很多自身有利条件，但最关键的是拥有一大批出色的艺术家和教师队伍。这支队伍即便是放在国际上比较，也是第一流的。”
如此雄厚的师资力量也使得潘公凯在育人方面成竹在胸，因此，上任以来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构建一个怎样的育人平台方面。
通过反复的讨论、比较，在培养人才方面，潘公凯有了新的认识。他告诉《教育与职业》，“中央美院提供的是一个个性张扬的平台”。听起来，这似乎有别于其他高校惯有的“培养全面人才”的培养目标。对此，潘公凯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各自的培养目标不一样。美院的学生更多从事的是艺术创作，所以在教学上与理工院校肯定不同。但是一些共性的东西也不能抹掉，比如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否则个性的张扬就没有文化底蕴，显得浅薄。
在人们的概念里，“画家”依然是一个令人尊敬的称谓。然而，在高校扩招后出现就业难的局面下，中央美院的毕业生，更多的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学生毕业之后主要还是看专业。如果是纯艺术类专业的，比如中国画、油画、版画等专业，我们培养的是独立艺术家。那么，这些专业的毕业生，现在大部分从事的是高校教师职业。现在，随着综合性大学陆续开设艺术类学科，我们的学生在今后将是一股很强的师资力量。还有相当多的学生毕业后，通过努力成了自由艺术家，”对于学生的出路，潘公凯充满了信心。
他同时指出，除了纯艺术的出路外，学生们还有设计的出路，“目前来说，设计出路这一块比较旺，设计专业中有些是市场上非常热门的，比如说广告，我们的学生出去后就可以直接进入这个行业，前景很好。”
而反观自己的成长，他倒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其实中国的艺术家在成长的道路上是大同小异的，基本上都是从中国的美术学院中培养出来的，应该说我们这几代人都是得益于中国美术学院传统的教育体系。”
看得出，对于自小受益的传统教育，他的内心充满了感激和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模仿和顺从，“我们也有需要改进、向别人学习的地方，主要是在一些新的学科上我们发展的不够。”
记者了解到，中央美院在中央工艺独立成校后，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实用美术专业。1995年，为培养面向21世纪的、具有创造思维与实践能力的设计人才，中央美院成立了设计系，下设四个专业方向：建筑与环境艺术专业，视觉传达专业，产品设计专业和摄影专业。
通过几年的努力探索，设计系在教学上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例如，该系基础课要求通过丰富的训练课题启发和引导学生创造性地理解艺术与设计的关系，使他们掌握具象与抽象造型语言的表现规律，从而养成提出问题的习惯和学会思考的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国内其他院校。
对此，潘公凯指出，中央美院的设计学科非常重视在艺术上的趣味和导向，设计系学生的作品在艺术品味和艺术格调上非常不错。如果用一句话概述的话，就是“在他们的设计教学之中融入了纯艺术的审美精神。”
借古开今
2005年12月28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正式成立。而此前，中央美术学院已陆续设立了造型学院、建筑学院、人文学院等。
对于成立单一学科的中国画学院，在潘公凯看来，不仅是为适应中国画教学的特殊要求所作出的必要改革举措，也是中国画发展历程中的必然选择。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徐悲鸿创建中央美术学院至今，中央美院国画系一直是全国中国画教学的重要舞台，大家辈出。
在潘公凯心里，不管是齐白石、徐悲鸿、蒋兆和、叶浅予、李可染、李苦禅等，还是后来的卢沉、周思聪，他们既是杰出的画家，也是身体力行的教育家。在这样一个有着优良传统的中国画系，今天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
他告诉《教育与职业》，中国画学院成立以后，坚持以弘扬中国文化精神、传承中国画本源作为基本方向，逐步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学术品格和教学体系。同时，作为一个现代的专业学院，不仅担当着传承的重任，还要在传承中鼓励创造精神，重视中国画现代人文的建构，培养出适合当代社会文化需求的中国画人才。而中央美院的中国画教学传统主要呈现什么样的特点，又是如何影响着建国后的中国画发展格局的呢？
对此，潘公凯认为，中国画教学问题，特别是基础教学部分，直接关系到中国画的发展方向。
据悉，以往几十年，中央美院国画教学的传统有两条线索。主要的一条线索是以徐悲鸿、蒋兆和为代表的“以西润中”(用西方写实造型手段，也就是用素描来改造中国画，特别是增强人物画的造型能力)的思路和方向。另外还有一条线索是齐白石、叶浅予、李苦禅，一直到现在的张立辰等人。
“第一条线索代表的‘中西融合’或者说‘以西润中’在中央美院的历史上起的作用更大些。而另一条“传统出新”的思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其重要性正越来越显示出来，这也是大势所趋。” 潘公凯着重强调说。
与此同时，国内舆论认为，作为一个传承、研究、弘扬和发展中国画传统的平台，中国画学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记者了解到，中国画学院是在原国画系基础上筹建的，原教师队伍和国画系领导是一个基本班底。目前，该院国画专业的学生已达300人，是中央美院目前最大的专业。
“我们是想搭建一个平台，在充分挖掘、利用好现有师资力量的基础上，再邀请国内相关知名专家、学者参与进来。我认为，成立中国画学院不仅是中央美院自己的事，也应该是整个中国画界的事情。” 潘公凯说。
在他看来，继承和创造绝不是一个人或一所学校的事，艺术作为一种绚丽的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因此需要全民族的热情、泪水和汗水浇灌，方能永不凋谢。
据悉，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美术教育面临着很大的转折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设计教育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各大学校不惜余力地发展设计教育；二是纯艺术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教学观念、内容安排、培养目标等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
有人曾将潘天寿与潘公凯合称为“父子院长”。当年，面对民族艺术遭受巨大冲击的局面，潘天寿创造性地提出了“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学说——中西绘画流系可以互取所长，但又要泾渭分明。
今天，站在全球经济、信息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潘公凯认为，中国的民族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和全球一体化发展中如何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是最重要的。
如此看来，发扬传统文化的魅力、赢得世界的尊重是“父子院长”心目中共同的使命。而从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看，这是一种文脉的传乘。
或许，在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反复摸索之后，中国的艺术家们开始真正领悟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真正领悟中西绘画之异同。面对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趋势，潘公凯的大手笔代表了中国画坛的一种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