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明，1952年生于北京，6岁时其作品《西游记》获印度国际比赛奖，同年在比利时、阿根廷、荷兰等国展出《春节邻家看电视》参加第6届青年联欢节；7岁时作品被送往朝鲜、澳大利亚等国展出；8岁时《人民公社好》获澳大利亚世界儿童画比赛最佳绘画一等奖，作品送往日本、泰国展出；9岁时作品送索马里、古巴、意大利、香港展出；10岁时《北京焰火晚会》获罗马尼亚世界儿童画比赛特等奖，作品送苏联、法国等国展出；11岁时《暑假过队日》获全国比赛一等奖……。成年后继续绘画创作，作品题材广泛，画风清逸，代表作有《杜甫》、《苗乡三月》、《林泉高逸》等。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北京画院院长、中国美协理事、北京市美协副主席、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有相当一段时间没见面了，那天一见之下吃了一惊，发现您消瘦了许多。最近几年来您的事业确实发展迅速，现在担任了那么多职务，您是否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施展才华的足够空间？
作为艺术家，让我们去做其他事情，的确是有点浪费时间的选择。我从做画院副院长到院长，现在又将我安排到市文化局副局长的职位，是个非常矛盾的职位，因为它距离我的业务越来越远了。通过这两年的工作，从自己的角度来说，损失不小，毕竟研究艺术的时间是少了。但同时比较值得的是，自己对于美术方面的一些想法，通过大家的努力，达到了一些预期的设想。当然，思想压力也比较大，因为我不是专门的公务员，或者我专做画院的工作。我本身还是个艺术家，你在一个艺术职业的单位里，你自己的艺术上不去，你就无法面对别的艺术家。比如你白天开了一天会，晚上你还要考虑自己的创作问题，这样的话，我觉得面对的是双重压力。
许多天才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半途夭折，甚至成为悲剧。而您在幼时也曾被誉为“神童”，以后顺利地渡过了转型期，有了今天的成就。请您谈谈促使您成才的内在力量和外在力量。
先说外在力量：我的成长过程是非常幸运的，这种幸运包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认识了那些大师级的画家，比如李苦禅、吴作人、蒋兆和等大艺术家；另外，后来进行基本功训练的时候有幸跟随周思聪、卢沉先生学习基本功并进行创作。小时候作品越熟练，那他的负担越重，他的转型期就越困难。我20岁前后时经过非常困难的转型，在他们的指导下，才能够顺利地转过去。可是说到我的艺术道路，你说顺利，可以这样说，因为我有幸认识这么多老师。但也可以说不顺利，因为我几次没有进入美术学院，1978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我自己又决定不去而调入了北京画院。我没有进过专业美术院校，完全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吸收营养，不像在院校里教师给你灌输一些想法，不用自己动脑子考虑一些创作问题。所以我这些年走下来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锻炼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和辨别能力而没有依赖性。这样说起来没有进美术学院也是一个幸运的事，事物就是这样辩证地来认识。包括前年我办的那个画展，大家不断地认识了我在创作上走的一条路，我自己的体会是，我们必须要在传统上下功夫。我们这代人缺少的东西太多了，对古人、前人包括外国的好传统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课必须补上。
刚才说的主要是外在力量，其实也包括很多内在力量，比如你没有上过大学而进入专业圈，那你怎么去努力，怎么去补这些课，怎么面对那么多好的艺术家，这点一直是我内在的一种动力。更幸运的是我有非常好的父母，对我从小的教育，指导我如何吸收传统中好的东西，认识好的老师，父母帮助我做出了许多很好的选择，这些成为我的内在动力。而且，他们从我很小就教我怎么做人，怎么谦虚地对待别人，在自己的作品面前如何做（小时候在儿童画展览上从不站在自己的作品前洋洋自得），应该如何总结经验，如何对待成绩和困难，在这些方面，父母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使我终生受益。长大成家后，我夫人对我在艺术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帮助，也是很大的。
在您求学的过程中，师从周思聪先生是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曾有人称周思聪是自李清照以来中国最伟大的女艺术家，请告诉我们，她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从做人来说，周思聪是一个很平凡的女性。她从前辈艺术家身上吸收了中国的很多美德，比如对前人、对老师的尊重。作为一个艺术家，她画出了独特的风格，不是偶然的，从一些点点滴滴的事情上可以看出来。比如，我在画院翻阅了所有的中国历朝历代好的传统画家的画册，过去的老版本，很多借书记录里都有周思聪先生的签名，可见，她在“文革”中那么乱的时候，还看了许多传统的东西，对此我看后非常惊讶，也非常佩服，因为借书记录上没有几个人的名字。所以我说，她不是一个偶然成功的艺术家，她是经过了自己的努力、奋斗和思考，加之她的人生经历，才成为这样一个艺术家。她的美德包括怎么培养学生，怎么孝敬父母，怎么友好地对待同事。现在有些艺术家，忽视了对人品的修炼，什么都以自己为中心，那么他的艺术不会达到一种高度。人是需要一点牺牲精神的，否则无法和别人沟通，如果只认为自己的艺术最好，那就可能排斥其他所有的艺术。艺术家需要善待所有人，善待所有生命。绘画不是作品的问题，是个人生领悟的问题，这是互通的。周思聪生前死后得到了那么多的荣誉和那么多人的怀念，不是孤立的艺术问题，幸运的是我做了她十几年的学生，她给我的影响首先是做人，包括吴作人先生、
蒋兆和先生、李苦禅先生等，他们都有非常好的人品、人格去感召人，他们的人格魅力和艺术高度是共同存在的，缺一不可。周思聪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她对我在人格上的影响高于艺术上的影响。从艺术上来说，我的风格不能和她是一致的，我要走我自己的路，要有自己的选择，重复老师也不是一个好的弟子。
北京画院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下新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并有着广泛影响的专业画院，有着深厚的历史沉淀，您就任院长以来，对画院的工作有过哪些举措？近年来不时有人对包括各省、市在内的国有画院的存在产生了许多微词和争议，您如何看待这些议论？
北京画院有45年的历史。艺术家在60岁以后，创作的高峰期还没有过，可是作为我们的体制来说，不能没有退休制度，也不可能说每人保留一间画室，所以我接任画院工作以来，首先把所有的画家都请回来，重新编入创作室，也就是说，画院的艺术活动，只要你在世一天，永远都在一起活动，这样，画院的力量就加强了，老艺术家也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现在，画院的老艺术家都非常关心画院的艺术发展。
另外，我们成立了两个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让有些离、退休的老艺术家也参加进来，委员会的委员在社会上都是非常有知名度的画家，画院听取他们那些建设性的意见，对画院的整体发展是很有好处的，也提高了画院的凝聚力。
画院如何定位？这是画院发展的一个根本方向，多少年来，画院的压力比较大，社会对画院的微词也比较多，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的形象打出去。周总理在建院的时候提出的三大任务：“研究、创作、教学”，我们并没有真正去贯彻，“创作”我们搞了一些，“研究”就太少，“教学”也搞了一些，也是不到位。画院如何定位？艺术家如何在这里发挥作用？这是画院系统应该思考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我们也展开了许多讨论，我们认为，画院作为一个整体，应该关注社会，做个体艺术家办不了的事，画院的定位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我们不干涉画家的的艺术创作，可是我们要有目标地做些有影响的艺术活动。去年我们就做了系列展览，比如关注绿化、防护风沙，“绿风———关注我们的家园”的展览，体现画家用独特的视角关注社会热点，比如为河南南召搞文化“扶贫”的画展，用我们的作品反映他们的旅游资源，为他们脱贫做宣传。通过系列创作和展览，把画院的力量集中起来，从而促使画家深入生活，反映现实，同时也举办其他艺术活动、艺术观摩会、艺术讨论会，提高画家自身的创作能力，使画家从只关注自己的创作，到关注画院的整体实力的提高，画家们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来投入。另外，画院过去缺少研究，
我们提出一些问题，找出一些好的研究范围，促使理论家去思考，在艺术倾向、艺术观点和热点问题上展开一些讨论，形成一种学术气氛。
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画院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是我们的工作没有搞好。今后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美术院校是培养美术工作者的地方，画院应是美术创作的主力军，50余年新中国美术发展的主流，画院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画院还肩负着传播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起一个延续的作用，各省的画院实力都非常强，国家应该加大对画院的投入力度。
在中国美术馆闭馆修葺之前，北京画院举办了“大匠之门——北京画院作品展”，将美术馆所有的展厅全部包下，引起很大轰动，媒体给予了广泛报道，美术界人士对展览的评价也不错。我前后来过三次，看见观者云集，尤其是周末，排队买票的人也很多。请您介绍一些有关这次展览的情况。
这次展览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也是北京画院建院45周年院庆的一个展览，为了让社会各界充分认识画院。北京画院曾经出现了很多大师级的画家，但知道的人并不多，有必要做一次集中展览。我们把所有画家进行了分类，分出专题，让人看了一目了然，了解这个画家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整个展览汇集了120余位画家的300余幅代表作品，结合历史文献、艺术评介、老照片等资料，全面展示了北京画院建院以来的历史轨迹和艺术成就。“大匠之门”是画院首任名誉院长齐白石的一方印语，他的作品占了一个大厅，其中大部分作品是首次公开向社会展览，尤其一批珍贵手稿会给观众一种思考。那些老画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他们在新中国美术史中所起的作用。
从一个画家成为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这是一个很大的角色转换，您怎么理解这两个角色？作为艺术家，您对自己还有什么期待？作为文化官员，您希望自己在任期间完成哪些工作？
我的转换太多了。人大、政协、文化局、画院、艺术家，转换的太多，怎么把握这些角色尽职尽责呢？我想，在社会上兼多少职都不重要，我始终考虑的是美术事业，为美术做些什么。当然，我首先是个艺术家，然后才是官员，自己的艺术固然重要，但既然现在被安排在这个位置上，就要努力做事，尤其是别人做不了的事，比如大的艺术项目。
作为艺术家，我的想法还很多，就是时间不够。以前想两、三年做一个展览，现在很难保证能不能做到，有时一段时间内几乎碰不到笔，但稍微空闲一点，还是想进行创作。人的任何经历都不会白费，只要你融会贯通，人生经历都可以进入艺术中去，这是相通的，没有体验就没有深度。
我希望对画院的建设，画院艺术水平的整体提升多做些事，这是作为院领导必须考虑的。在文化局的工作上，我是想为北京市的美术做点什么，今年10月要搞一个“北京2002年国际城市雕塑展”，我必须努力抓好这项大型活动，提高北京市整体文化的层次。另外，“北京美术馆”通过一年多的努力，市委、市政府已将地点定下来了，前期论证已经开始。北京需要这样一个大型的美术馆，它的定位不同于中国美术馆，这是多年来许多老先生的宿愿，如果有了这样的美术馆，那么接受一些著名大画家遗属的捐赠就有了非常好的硬件条件，这对北京市来说是很好的一件事。我还想加强美术研究工作，填补史论上的空白，在京派艺术的研究，北京绘画史等方面，力争做得更深入一点，给美术史留点东西。
无论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还是作为一个文化官员，您都有着广泛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以及相当不错的口碑。我认为，一个人要形成这样一种局面，至少包括两个因素：首先是人品好，在品质上基本属于无可挑剔，另外，深谙人情世故，懂得生存技巧。您如何评价自己？
人的一生要悟很多道理，我的父母和师长给我做的榜样就是尊重别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好的东西。尊重每个人，而不是挑剔别人的缺点，包容一切人。做事要用心，做任何事情都要到位。
您认为运气在事业发展中起多大作用？一个人能否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
运气不是凭空得来的。你怎么去做，运气才会来？怎么做得好，运气才接着来？耕耘多少，回报多少，从这点来说，似乎也没有运气，因为没有付出，就没有得到。
人生有高峰，有低潮。平淡一生，坦坦荡荡，平等的对待每个人，这才是高尚的。
人也应该时刻反思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