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自己连什么是写意什么是工笔都不知的情况下，认识了何水法大师。只晓得他的画卖得好，他的口碑在圈内更是以磊落豪放而著名。
他一口标准的杭州话，使人惊奇的是，他的幽默风趣的谈吐竟一下子让人忘却了屋外的风寒，深深植根于人的心灵。特别是那种固有的笑声。
关于国画我的确是个外行。我不想冒似专家去刻划一个载入中国史册的花鸟绘画大师，只想从边缘去关注他的理想、人生及真实的生活。
水法是一个高大魁梧、髯髯美须的堂堂男人。细观水法的脸，黢黑方方，灰白的胡须随着主人不断地抬头仰笑而展示其高贵不凡的气质。都说真正的才子一定长有奇人异像，这话不知有没有道理。反正水法有。他那颗引人注目、深藏眉脚的蚕豆大的黑痣，犹如符号（或标记什么的）一样与众不同。有人说，痣代表着命运、力量、威严、狂放和渴望，它长在水法的脸上，就好比是他身体里一切感觉的总合，没有它，那水法还会是水法吗？
水法的画室是流动的，有时在家里，有时在饭店，有时在风清明月的郊外，有时甚至是在四季如春的国外。这个世界以自由神秘的姿态在召唤他进入，他看山，看水，看春日的杜鹃，看秋天的落叶，仿佛这些景色是有魂的，让它们跌进心底里，凝集在笔下，水法在甜美（几乎是欢快的的）的气氛里画了万余张风骨遒劲生机勃勃的梅兰竹菊。
如痴如狂，却又镇定自若。
这对大多数普通的居家男人来说不蒂是想像中高贵自由的生活。又有谁知，这高贵与自由的背后，他省掉了多少无用的言语、无聊的聚会、虚饰的应酬和令人无法承受的生活之重（当然这与他的太太的付出有关）。
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曾说过，世界分成对立的两半：光明／黑暗，优雅／粗俗，温暖／寒冷，存在／非存在。这种区分实在有些幼稚简单，至少有一点难以确定，对于人类来说，什么样的人称得上积极？什么样的人称为“消极？什么样的人算是成功，什么样的人算是失败？
水法以他的成就说明了一切，借用刘海粟大师的话说：精极笔法，豁然心胸，略无凝滞。刘大师坦言承认，自己曾经从水法的画稿里汲取过营养。
一个画家之所以杰出，他至少有两方面的沉淀：一是人品，二是画品。为人的坦荡落拓，不拘一格，是一种修养与境界的大聚集。除此之外，他还必须具备精湛的画技和充分的想像力与智慧。两者缺一不可。水法在他的领域里，承受着这两大主题的份量，绝非轻松的偶然的胜利，而是努力修炼的结果。他常说，学画之前，一定要先把人做好。（就像昆德拉说的：“非如此不可）
同时他又很率性，为了找到一种红色，他不惜花比黄金贵出两倍的价钱去买来。那滩奇异的红色躺在大书桌旁，静静地、沉默地与主人作着抽象而又欢悦的交流。
出生于１９４６年的水法经历是丰富的，同时又是幸运的，那会儿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全得了一种叫“集体无意识“的病症，要么是跟人屁股后面轰轰作响搞政治运动，要么意淫几本营蝇苟狗的下流手抄本，要么就是玩像苏童小说中描写的关于年轻人的极其无聊又极其无知的起伏浮动的弄堂游戏。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晃荡个不停，生活就好比是集中营，既不特别异常也不令人吃惊。２０来岁的水法没有参与任何与绘画无关的事件，他定力很强，总是在画桌上孜孜以求，从不跟着广播喇叭的感觉走，从这点上讲，水法本不是一个时尚主义者，他是务实的，不肯随波逐流，就像他的贤能的太太织的每件毛衣，一笔一笔，清白而又耐心的。
当年的狂热分子称他是画痴。水法一笑了之。在那期间，水法是个异已分子。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这种与众不同的行为，其实是在为他今后与机遇相碰营造着极其重要的内涵。他只相信这么做是对自己所爱的一种无言承诺。
毫无疑问，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水法会栽跟头。
有谁知道，幸福其实是属于早作准备的人的。
画家一般以自己的画被某地收藏为荣。水法的作品已经到了无须多言的境地了。国内国外，各种对外机构、中国最高级官方接待地、宾馆饭店（指的是四五星级以上的，绝非街头小吃铺）。当然，若普通人家里收藏有他的画，更是一件逢壁生辉的事。
从艺术的角度上讲，水法一点不愧地被颂为“中国画大师“；从为人的角度上看，他又是个极其超脱的人，他的头上没有任何炫目的职务笼照，也不会赶场一样去赴各种海涛喧嚣的宴会酒会。
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与自然融为一体，与山与水与花草与树林一起，与他一起出道的师友们，有的去经商，有的改行卖起了古董，有的在做默默无闻的教师。水法说，人的一生的意义，并不在乎他做了什么，道路千万条，各人有各人的选择自由。只是人从摇篮到坟墓，要经历太多的磨砺和苦难，无须羡慕别人，也无须抱怨什么，做个认真的人，比什么都重要。
做个认真的人，比什么都重要。似乎是所有成功人士的一句吐自内心的大实话。
我想，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