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的研究是对这张画的研究，当然顺便要研究一下徐悲鸿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收藏的，这对这张画是怎么样的一些看法评价，顺便做了这样的一些工作。这张画是徐悲鸿先生把它当成是上刻的“悲鸿生命”这一个印，相当于跟自己的身家性命相当的，专门为这张画刻了一个印，这个背景大家都知道。徐悲鸿两次花非常大的代价，几乎是倾其所有，用自己的几十张画加上很多钱才买回来这张画。因为中间被盗了一次，所以他实际上买这张画买了两次。买回来后一直藏自己家里，后来他写文章说如果自己去世以后，这张画一定要捐献给国家。所以这张画就送给国家、徐悲鸿纪念馆。这个背景材料我不再详细地说它了。

    这张画当时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徐悲鸿先生一直认为这是一张世界的顶级画，认为这个是吴道子（先生）的一个原作，这是徐悲鸿先生的一个判断。当时徐悲鸿先生去世以后，故宫博物院的徐邦达先生开始发表文章，说这张画对它的时代、真伪都进行了一些新的看法提出来，然后从那以后，声音就“一边倒”，认为这张画跟它相似的一张《朝元仙仗图》比较起来，不如那一张，所以从那以后，中国所有主流的美术史的著作都不入录这张画了，包括24卷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当时中国文物局组织了一大批中国顶级的专家对全国的文物收藏、书画收藏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清理，清理的结果就是出了一个24卷的图目，这个里面发表有徐悲鸿纪念馆的13件的藏品，就是没有徐悲鸿认为最重要的《八十七神仙卷》，这张画就回避了。后来六十卷《中国美术全集》，还有更大规模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里面30卷的《中国绘画全集》，都没有这张画，都回避了这张画。所以这张画其实就目前来说，它没有进入艺术史，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大家都在回避这个事情。

    这是当时在纪念馆看的时候拍的徐悲鸿先生的题跋，这个提拔王震先生编的年稿里面说过一些，不全，因为它这个题跋有四段，我后来把这四段都拍下来了，后来回来了以后做了一些整理。我做研究的时候，我就参考王震先生编的这个书（长编）。他的题跋比较长，我不详细地说它了。这个题跋最重要的是第一段，第一段原来写了以后，后来被盗了以后，被人给割掉了，第二次买回来以后，徐先生再把它写上去。他为什么能够再写呢，因为第一次他把这张画印刷出来了，所以印刷品还是存在，这样他就对照印刷品又把这个写上来。写上来以后，他就借张大千的口气说，这张画是唐代的，并且是吴道子的。当然他这里面比较间接的说到了有几个人，其中最早提出这个画是盛唐、是吴道子的是他的一个朋友，是当时在北京大学法语系的盛成教授，这个人非常有名，后来得过法国的总统勋章，八十年代的时候，后来去世的时候是在北京语言大学。他就借这个画，从徐先生题跋上看出来，徐先生当时要判断它是吴道子的，判断它是唐代的，没有说自己个人的意见，把朋友的意见都写上去了，从盛成开始，“吾友盛成”，说这个是画圣吴道子的。张大千又说这个是吴道子的，“张大千欲定为吴生粉本，良有见也。”后面还有很长的文章，对这画的评价非常高，包括被盗的记录都写了。

    第二段跋又重新写了一遍，也是讲这样一个收藏过程，第三段，第四段题跋都是这样的，因为后来裱过，在写的时候没有按它的顺序放的。这个是张大千的跋，张大千的跋是1948年以后，第二次买回来以后，张大千这个时候没有说这张画是吴道子的，他在跋上，你仔细地看他的话，因为这个时候张大千和谢稚柳都去过敦煌了，他们第一次见到这张画的时候，没去过敦煌，后来去了，仔细地把敦煌各个时期的壁画都看了一下，说它与晚唐的壁画同风，所以比较婉转地说这张画可能不是吴道子的。他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判断。谢稚柳也是这样，谢稚柳是先题的，张大千是后题的，谢稚柳也说是晚唐的，“顾知晚唐之鸿哉，”也是说得很清楚，这是他们两个的一个判断，认为这张画是晚唐的。后来这两段跋都裱在后面了。

    所以后来徐悲鸿先生去世以后，杨仁恺、包括徐邦达、黄苗子开始发表文章，他们都对这张画进行了年代的这样一些判断，我把它归为这样的两个时段的一个主张了：主张唐人：从盛成提出来的，谢稚柳和张大千在跋上明确地说认为是晚唐的作品，这是我把它归为唐代的观点，宋代的观点是黄苗子和杨仁恺，徐邦达，认为是南宋的，并且他具体地说，这张画是仿照《朝元》的图来画的。所以这个观点最后在文物局的书画鉴定组里面，有这样的两派不同的。所以这个里面我考虑可能他们自己的观点不一样，后来没办法来统一它到底是唐代还是宋代所以没有办法收到24卷，可能一直影响到后来美术史的这些进入，都没有办法来进入了。

    徐悲鸿先生为这张画专门写了一文章，这是他在香港写的，《朝元仙仗三卷述略》，他认为有三张相同的画，但是目前为止第三卷还没见到。徐悲鸿先生当时没有见到《朝元仙杖图》原作，这张图现在藏在美国的王季迁先生家里，王季迁先生去世后，这张画估计还在他家里，但是也不是太清楚了。但是当时《朝元仙杖图》有珂罗版印刷品发表，所以徐悲鸿没有见到它的原作，但是他见到了很清楚的原大的珂罗版的印刷品，所以他在香港把这个原大的印刷品和他自己手里的《八十七神仙》做了一个详细的比较，做了比较以后，他认为这两张画他们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他认为他自己的《八十七神仙》是一个一流的作品，是一个最好的作品，而这张署名武宗元的《朝元仙杖图》呢，他对它提出了很多很多的批评意见，包括它的艺术质量，包括它的形式等等。他们的神情，造型等等。最后他说：如果有人认为这两张画的价值相等，想拿来跟我换，“两以相易，吾必不与”，“我一定不会跟他们换，我的这张画比他们的好得多”。“将来……，献于国家，以为天下之公器乎”，这是他写的一篇专文，很难的的早期的对《八十七神仙卷》和《朝元仙杖图》的一个比较。